生在乱世，“无我”方能“克强 ”

黄兴像

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时人以“孙黄”并称。1916年10月31日，黄兴于上海去世，1917年4月15日，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2011年9月上旬某日，笔者前往位于长沙城东约15公里的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乡，探访黄兴故居，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前夕，黄兴故居在修缮之中，大门紧闭，故居门前有水塘三口，正门前那口尤大，隔着水塘远望故居，白墙青瓦，一部分掩映于绿树之中。九月的长沙，依旧十分炎热，不仅没有其他前来的参观者，即便是当地人，也少见在路上走动，阵阵蝉鸣之中，黄兴故居看起来十分的寂寞。想起前一天，去岳麓山拜谒黄兴墓，在半山腰遇见一群大学生，和其闲聊之际，其中有一位湘籍同学突然有点感慨地说：“我们湖南人在和平年代都显得很平淡，只有在乱世，才会显出英雄本色。”是啊，我们可以这么设想，假使没有身处清末那个风云变幻、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年代，黄兴说不定就这样终老于乡间了，他的雄心抱负和他优秀的生命就这样和荒草一起归于这永恒沉默的大地。在我们民族悠长的历史当中，有很多优秀的人物，其命运都是这样！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依旧是沉潜的力量。

黄兴生于1874年10月25日，初名轸，1903年改名为兴，字克强，意为“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在小时候，黄兴就显露出了后来他性格中的一些显著特征，长辈给他的一些馈赠，他一定会拿出来和伙伴们分享，“分赠匀净而后快”；平时注意整洁，做事注重条理，十几岁的时候，他曾给自己订过一个《自勉规例》，共有六条：

1、行动必须严守时刻；

2、说话必须说到做到；

3、读书须分主次，纵使事忙，主要者不得一日荒旷；

4、处理重要实务及文书必须亲自动手，不得请托他人；

5、对人必须真诚坦白，不得怨怒；

6、游戏可以助长思虑，不应饮酒吸烟。

少年居家时期，除了学习之外，黄兴还利用冬闲时间学习了乌家拳术，据说一只手能举起一百多斤的重物，以豪杰闻名于乡里，在以后革命党人举行的起义之中，黄兴多次亲自上阵杀敌，就得益于年少时所练就的一身真功夫。

19岁的时候，黄兴走出家乡，外出求学，先入长沙城南学院学习，后到湖北两湖书院学习，1900年和1902年，黄兴等人受张之洞公派两次前往日本考察学习。一生当中，黄兴十次赴日，前后居留时间达六七年之久，日本的军事和教育，对他影响很大，日本东京也成为他策划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还是他的避难场所。每次在国内组织的革命起义失败，黄兴都会前往日本，积极准备下一次起事。更重要的是，他在日本结识了一大批革命同志，其中给他影响最大的，便是孙中山，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

在黄兴的题词当中，以“无我”最为著名。所谓“无我”，当然不是没有自我的意思。相反，黄兴是一个非常有自我的人，在他的性格里，是很有一股子湖南人的“霸蛮”劲的，“霸蛮”是湖南方言，包含有血性、刚强、倔强等意思在里面。黄兴更有一种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天然的责任感，自1904年长沙起义开始，一直到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黄兴组织、领导了多次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连他自己都自嘲为“常败将军”，但即便如此，他也丝毫没有放弃，每次脱身而去，不久后必会卷土重来。更何况，他所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实际上每一次规模都很小，影响也不大，对清政府没有形成真正致命的打击。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清政府内部的新军起事，黄兴等革命党人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之小。他之所以还要不断地去斗争，是因为他在心中始终有一种责任感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志精英损失惨重，黄兴亦被打断两根手指，悲愤之余，他居然想以暗杀手段，孤身为同志报仇，虽然不免有意气用事的地方，但蒸腾出来的那股子血性，却还是能令后人热血沸腾。

一个这么有自我的人，却提出“无我”并一生躬身实践，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又有着什么样的价值？

“无我”首先体现的是黄兴做人做事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地位的无私精神，是他胸襟朗阔、品德高尚的一个自我写照。有这么一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1914年，黄兴旅居美国，有一位名叫林百克的美国人非常崇拜他，想为他写一本传记，要求黄兴提供素材，黄兴出于礼貌答应了。当林百克接到黄兴寄来的包裹，他看到的不是黄兴的生活和功勋资料，而是一封长长的文件，“吁请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民主政体，反对袁世凯篡国……”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是黄兴的另一句名言，可以作为“无我”的一个注解。1912年南北和议之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黄兴同时也辞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之后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他立即去电坚辞。袁世凯改任他为南京留守，他也不愿接受，经唐绍仪等再三劝说，才勉强接受，但表示一旦整理军队就绪，就马上解甲归田，专心做实业。与此同时，黄兴还拒绝了袁世凯授予他的陆军上将军衔，袁世凯派人将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与勋章、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后来黎元洪又一次给黄兴授勋，他也坚决拒绝了。

如果我们不仅仅把“无我”当作黄兴的一种个人道德，而是放在中国人的整个精神背景下来理解，它会因代表着一种现代理念而显现出更为珍贵的价值。在中国这个以宗法和血缘关系为基本社会组织形态的国家里面，一直存在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农民式的自私。一切现代原则，在这种无处不在的自私面前往往显得非常脆弱。有些人，即使自己可以坚持原则，但一旦事情涉及到子孙后代，也会选择放弃原则，优秀如袁世凯者也不例外。他称帝复辟是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吗？当然不是，他当时已经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即使他想做一个终身总统，也是没有人反对的，是出于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家业的农民思想让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即使到了今天，这种农民思想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比如中国的家长送孩子念书，不是为了要他报效祖国、服务社会，而是要他出人头地，将来好给自己家里办事捞好处；又比如中国的民营企业，企业家们想的最多的是为自己的孩子“打江山”、挣产业，让他们不用好好干活就能过上好生活，这就是今天“富二代”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黄兴不是这样的人！1904年长沙起义之时，黄兴变卖了“祖遗田产近三百石”，以充经费，完全是一种有国无家的状态。黄兴教育自己的孩子，也和袁世凯是截然不同的态度，大儿子黄一欧，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黄兴一起奔波各地，1907年，经孙中山、章太炎介绍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最年轻的会员；1911年，黄一欧跟随父亲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在战斗中死里逃生，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武昌起义期间，他奉父命回国，参加了光复上海之役，往来于镇江、杭州之间，联络同志，组建江浙联军，并任沪军先锋队副司令。为策应武汉、牵制清军，他率沪军会同浙、苏、吴各地民军攻打南京，战斗中，身先士卒，奋勇杀敌。

“无我”也是黄家的家训，直到今天，黄家子孙依旧遵循这条家训，踏实做人，低调做事。

“无我”方能“克强”！因为“无我”，黄兴树立了威望，团结了一大批人，为反对他心目中的“强暴”积累了很大的力量。在同盟会内部，他是协调各派势力的中心人物，同盟会元老章太炎为人素来狷介，对孙中山很不服，闹过多次矛盾，每次都是黄兴从中调解才得以化解。与对孙中山态度不同，章太炎对黄兴非常佩服，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他居然说，如果以德来论，应该是黄兴来坐这个位子才对。在革命党之外，黄兴也很好地团结了各派力量，比如他和新军中的蔡锷，就有着非常好的交情，护国战争前夕，蔡锷曾写长信征询黄兴的建议，其信任程度可见非同一般，“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这是蔡锷对黄兴的评价，也的确是知己之论。

从黄兴身上所体现出的“无我”精神，后来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接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革命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斗争策略和手段，实在是有一大批这种具有“无我”精神的人在一起奋斗，并把这种精神作为全党的信念，凝聚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一群具有新思想的“新人”，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国！

近些年来，关于孙中山与黄兴关系的研究，在肯定孙、黄关系的主流观点之外，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且在民众中间具有一定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孙中山和黄兴其实是有着比较大的矛盾的，只不过过去被他们的“革命友谊”所掩盖；二是很多人为黄兴打抱不平：他本来是有领袖的才能，但他却一直在做“二把手”，实在是亏了。

不得不说，这是非常庸俗的观点，不但庸俗，而且没有一点智慧含量，没有看到 “无我”事实上还是黄兴具有极高智慧的一种表现。这一点，在看人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这里所说的“人”，既包括别人，也包括自己。用更通俗的话来说，他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也能看到别人是什么样的人，由此能找到自己准确的定位。

1905年在日本，经一位名叫宫崎寅藏的日本朋友引见，黄兴结识了孙中山。在此之前的1904年，他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名叫“华兴会”的革命团体，并计划进行长沙起义，但因泄密失败。孙、黄二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尤其是黄兴，可以想象，正在寻找革命出路的他见到孙中山时的那种倾倒服膺之情。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和见识，是他所没有的，孙中山的性情以及身上所携带的理想主义气质，也是和他自己契合的，从此孙、黄开始了十多年并肩战斗的革命生涯。世人并称孙、黄为“开国二杰”，但黄兴也许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所以，在和孙中山十多年的合作当中，他始终以一个助手的身份出现，以特有的实干精神，去实践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实行共同的民主共和理想。在革命党内发生严重的派系斗争之时，他都尽力调解，维护孙中山的地位，即使自己和孙中山有意见不合之处，也自始自终奉孙中山为唯一的领袖。辛亥革命之后，黄兴被推举为副元帅，执行大元帅职权去南京组建临时政府，临行之前，他得知孙中山正在回国途中，不久将抵达上海，于是决定推迟行程，等孙中山到达上海后再去。有人不解，黄兴解释说：孙先生是同盟会总理，他不在国内时，自己可代表同盟会，而现在他即将回国，自己若先去南京就职，恐怕会引起党内同志猜疑。接着又以太平天国几个领袖争权夺利导致失败的教训来说明同盟会要团结一致，不计较个人的权力，肯自我牺牲，才能从事革命。

黄兴和孙中山一起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成立中国同盟会。不过实事求是来讲，与其说同盟会是一个革命组织，不如说是各地同乡会的一个联盟，比如兴中会，就是一个广东同乡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则分别是湖南同乡会和浙江同乡会，这就决定了同盟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或明或暗的派系斗争。同盟会成立之时，黄兴的华兴会势力很大，有人提议应该是由黄兴来做总理，黄兴拒绝了，推孙中山为总理。

同盟会成立之后，发生了两起“倒孙风波”。两起风波表面上都与财务资金有关，其背后的原因却和乡土派系有关。第一次风波由原来光复会的首领章太炎发起，发生在1907年，当时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离开之时，日本外务省送了他7000元，他的一位朋友铃木送了他10000元。孙中山以1000元为告别费用，留2000元作《民报》经费，带走其余部分作为潮惠起义的经费，这引起了主编《民报》的章太炎的严重不满，他认为孙中山应该把10000元全部留给民报，现在孙中山只交了两千，自己落了八千进个人腰包。起义失败后，章太炎等人趁机对孙中山发难，不仅把孙中山在《民报》社的照片撕了下来，还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由黄兴继任，闹得不可开交。

第二次风波是由陶成章发起的，陶成章也是光复会的成员。1908年，他以《民报》经费遇到困难，来到南洋找孙中山要3000元的印刷费，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镇南关、河口起义失败，手头也没有钱，把自己的手表等给了陶成章。陶成章又要求孙中山开具介绍信，他自己在南洋筹款。谁知筹款不顺，陶成章认为是孙中山在其中作梗，遂以光复会的名义搞了一个《孙文罪状》，并找到黄兴，要求同盟会本部讨论。

在这两次倒孙风波当中，黄兴多方调解，竭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坚决不肯取而代之。这固然有顾全大局的考虑，更在于他理解孙中山，正如他当年变卖家产支持革命一样，孙中山也为革命多次变卖家产，他们都是同样的“无我”之人，怎么会私吞革命经费呢。

黄兴和孙中山也有过多次的争论，有两次还十分激烈。这大概就是人们认为孙、黄不和的主要原因。

第一次是“旗式之争”。同盟会成立后，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样式，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认为这是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兴中会诸烈士和惠州起义都有人为此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对此持异议，他认为此种设计不但形式不美，而且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主张采用井字旗，两人为此争吵了起来，黄兴愤而离会。后来黄兴冷静下来，主动做了让步。以后黄兴亲自指挥的历次军事行动中，他都采用了孙中山所坚持的旗帜。

黄兴与孙中山之间第二次大的争论发生于“二次革命”失败之后。1913年，宋教仁遇刺身亡，而袁世凯称帝之意日益明显，孙中山决定发起二次革命，用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黄兴不同意，主张用法律手段解决宋案，两人意见不统一。最终二次革命还是进行了，但很快遭到失败，孙中山和黄兴都逃亡到了日本。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教训的时候，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过于涣散，不听他的话，他作为总理居然指挥不动一些身份是国民党人的都督，更重要的是连黄兴也不太听他的命令，为此，孙中山大骂过黄兴，而黄兴性格宽厚，也不多做辩解。孙中山决定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在入党宣誓时，必须宣誓效忠于他本人，还要按下右手中指手印，以表决心，同时把党员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三个等级。孙中山的这个决定引起了素来宽厚的黄兴的坚决反对，他不但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而且指出孙中山是在搞独裁，违背了自己十多年提倡的平等自由原则。为此，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谁也不肯让步，最终孙中山要求黄兴让他单独干两年，如不成功，再由黄兴来干。黄兴默许了，于是决定离开日本，赴欧美考察政治。有人为他大鸣不平，甚至有人劝他拉一部分人另组政党，被他严词拒绝，并公开表示：“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中山。”

应该如何理解孙、黄两人的争论？首先，有争论很正常，没什么奇怪的，就如同在一个公司里面，老板们之间也会发生争论、捶桌子摔椅子一样，对于当事人来说没什么，倒是有一些旁观者会认为他们之间有多大的矛盾和分歧；其次，这些争论都不是出自于个人恩怨和私利，而是在共同目标下两人对革命路径理解的不同，包括个人性情和做事风格的不同而导致的一些争执。可惜的是，这些争执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被某些人出于各种目的，做了不同程度的夸大和歪曲，从而给人们造成了一个孙、黄有不和的印象。由此看来，对历史缺乏理解能力，比完全不知道历史更加可怕。至于当时有些事件的亲历者也认为他们之间不和，笔者认为是他们的理解力与境界和孙、黄并不在一个层次上面，更何况他们身处其中，跳不出自己的情绪。

实事求是来讲，孙、黄两人的争论都是比较形式主义的，争论的也是一个很形式化的问题。就拿第二次争论来讲，孙中山要在党内树立威信的想法固然正确，但党员按了手印就能真正做到服从吗？显然不能！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再说黄兴，也有过于迷恋民主程序和形式的地方，执着于按不按手印这个问题，而提不出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直到今天，中国人对于民主和自由的理解，依旧停留在一个非常形式化、非常肤浅的一个层面。

黄兴远走欧美之前，孙中山设宴与他叙别，并送他“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对联。黄兴赴美途中，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总理，协理一职，虚悬以待黄兴。三年后，黄兴回国，此时，护国战争已经成功，袁世凯也已经死去。黄兴与孙中山相互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没有半点芥蒂。然而，这时的黄兴，胃出血之病已经很严重了，1916年10月31日，黄兴去世，年仅42岁。弥留之际，他对守候在身边的一对儿女黄一欧、黄振华叮嘱道：“吾死汝勿泣，须留此一副眼泪，为他苍生哭，则吾有子矣。”

黄兴去世后，黎元洪颁布总统令，授陆军上将，同时以国葬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魂归故里，青山有幸，埋此忠骨！在众多的挽联之中，以章太炎的最为贴切准确：“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而笔者更相信，历史不仅仅会有这个人，还会有这个人为国为民、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

生在乱世，“无我”方能“克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