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可以喝，但事情做不做是另一回事。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状态。在之前的商周时期，酒以及喝酒的那一套仪式是一种极为严格且得到广泛认可、人人都要遵循的礼仪规则，其约束能力主要来自周王朝自上而下都奉行的礼制。但是在东周时期，这一套规则的约束能力就很有限了，虽然也有部分人尊崇这一套，但不是已经足以约束全社会了。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的阶段，主流价值观也仅仅是在面子上认同西周以及春秋早期那一套礼仪，更多的是借礼仪之名行不义之事。

孔老夫子毕生奔波如“丧家之犬”，求得就是恢复周朝的礼制，但归根结底，春秋战国时期的的确确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春秋无义战”的说法也是如此。这就造成了主流价值标准和世俗价值观念之间的割裂。诸侯之间再也回不到那个歃血为盟、举杯为誓就可以互相笃信、严格执行誓言的时代了。诸侯在乱战的时候也还是装模作样地举起酒杯，也可与恭恭敬敬地完成敬酒、饮酒的那一套礼仪，但是做事要不要遵循礼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酒不再是拥有那么大约束力的礼仪象征物，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中有很多彰显，人们更注重实际利益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礼仪规则，据《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晋楚遇于鄢陵。晋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铖御持矛，是以不得犒从者，使某摄饮。子重曰：夫子尝与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识乎？受而饮之，免使者而复鼓。”晋国与楚国在鄢陵大战，晋厉公派使者举着酒杯去拜访楚国子重说：“寡君缺乏使者，让栾鍼执矛侍立在他左右，因此不能犒赏您的从者，派我前来代他送酒。”子重说：“他老人家曾经跟我在楚国说过一番话，送酒来一定是这个原因。他的记忆力不也是很强吗？”子重看出了晋厉公想要凭借多年前相识的经历来拉近关系，但是仍然不为所动，只是将使者送来的酒一饮而尽之后便不留难使者而重新击鼓开战。酒是礼，战是利。面子上的事情可以做，但是一旦涉及实际的生死存亡名利战争，面子和礼仪就真的只是一层遮羞布了。

喝酒是喝酒，做事是做事，喝酒时少承诺、少誓言，做事时多出力、少空谈，饮酒如此，为人如此，做事也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