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的名声会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而幻化，但究其根本是因人而起，不管农家腊酒古风存，还是酒池肉林亡国恨，无不如此。“人不善饮酒，唯喜饮之多。人或善饮酒，唯喜饮之和。”善与不善，皆由人不由酒罢了。
近几年来酗酒之风渐少，但社会上依旧谈酒色变，且把诸多社会矛盾归咎于酒，以致酒的社会形象颇为不堪，在网络上招致骂声一片总是常事。然而，酒在中国一直以极其矛盾的形态存在，有人说它好，有人说它坏，好有好的道理，坏有坏的说法。其实，这些都是酒在社会上升期内的特殊现象，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高速增长，让这种现象无限夸大，又让我们有了极其深刻的切身感受。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上升期内，酒风都极为彪悍。西汉、魏晋、唐、宋无不如此，而尤以诞生了《饮中八仙》的盛唐闻名于世。今天我们所认知的盛唐饮酒以豪爽、奢华为风尚，虽然是经过了李杜诗歌的艺术夸张，但其基底却源于生活。而到了中唐时期的白居易，以及晚唐时期的司空图，诗中虽然也不乏饮酒的内容，但酒风已由豪放转为细腻。当下社会饮酒的风气由酗酒滥饮转向理性饮酒，由干杯法转而开始欣赏酒中滋味的美妙，大致也会经历这相似的轨迹。
那么当下中国前十年的彪悍酒风具体是如何形成，酒的名声又是如何一步步变得不堪的呢？未来中国酒风将会发生哪些变化？酒在我们的美好生活中又将扮演哪些角色，发挥哪些作用？
当代酒风之彪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普遍出现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拉动下，中国整个社会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通道，物质生活的极度丰富，社交频次的快速增长，以及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些都是社会饮酒总量快速增加的客观因素。有专家戏称，人类文明的进化总是伴随着经济饥渴症，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饮酒风尚的演变却迎合了这一观点，表现出物质饥渴症、社交饥渴症和文化饥渴症等三大诱因，而酒的名声被毁，也和这三大诱因有关。
壹
首先是物质饥渴症
改开之前，社会生活物资匮乏，白酒总产量只有100多万吨，市场供不应求。改开之后，白酒生产力得以解放，产量呈几何级增长，直到1996年才从供不应求转折为供大于求，产业调整第一次出现。而随着消费的升级，白酒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后的第一轮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调整。
当代中国第一轮酗酒风，以及与酒精危害有关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在这一时期。
计划经济时期白酒也有结构优化调整，但主要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因素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结构优化调整，消费者的话语权开始起作用，人们的饮酒需求从要酒喝，转向了喝好酒，再转向喝名酒，到了现在已经开始注重喝老酒。
然而从“要酒喝”向“喝好酒”转化的过程中，信息不透明导致人们对于“好酒”的标准认定不清晰，而社会需求又迫切存在，1999年“勾兑酒风波”的发生就显得不可避免。
勾兑，指的是酒体设计具体工作，本是世界通行的酒类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犹如我们出门前必须要梳妆打扮一样，勾兑的作用就是为了稳定白酒的质量，并使酒的味道保持一致风格。
但在“勾兑酒风波”中，勾兑被误解为食用酒精勾兑香精香料等新工艺白酒的代名词。所以，“勾兑酒风波”的背后，是人们对喝到货真价实的纯粮酒的渴望。只是当时的白酒产业正处于从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化的转折期，即薯类白酒的市场占比逐渐缩小，而粮食白酒的市场占比逐渐扩大。
改开初期，国家为了粮食安全计，对粮食白酒生产有所抑制，薯类白酒的占比约为70%，粮食白酒的占比约为30%。我国从1994年开始征收消费税，其最初对白酒消费税的计征方法主要是从价税，薯类白酒计征15%，粮食白酒计征25%，还保留着抑制粮食酒增长的举措。直到2006年，白酒从价计征的消费税，粮食酒与薯类酒统一按20%计征，因为此时粮食酒的市场占比已经远超薯类酒，以税收为杠杆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也必须根据客观形势做出相应调整。
勾兑酒风波的发生，是因为当年消费者对白酒认识的误解，放大了酒类早期产品结构不成熟的缺点。
但随着优质酒的市场占比越来越高，消费者知情权的不断提升，人们逐渐认清了“勾兑”一词的科学含义，也逐渐掌握了鉴别优质酒的方法，但普适性的酒类科普尚未出现。随着喝好酒、喝名酒，乃至喝老酒的需求越来越旺盛，酒类消费的物质饥渴症，会转向品质上乘、饮用舒适，且追求多样化、个性化的各类优质酒，健康饮酒应该成为新的社会饮酒风尚。
贰
其次是社交饥渴症
英国人安德鲁·卡卡巴德斯和娜达·卡卡巴德斯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名叫《茅台酒里的智慧》的书。虽然书以茅台酒为名，但内容讲的都是管理学。而且，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叫《跨文化管理的成功之道》，和茅台酒有关的故事，只是出现在全书的开头，方便作者更好地开启话题。
书中提到，安德鲁到湖南去洽谈合作，当地安排了重要人物请他饮酒接风。“如果接风宴没有完成，洽谈就根本不会开始。”安德鲁的助理这样告诉她。果然，在和重要人物连喝了21杯茅台酒后，安德鲁顺利通过了“测试”，接下来的诸多沟通和洽谈也顺利了许多。安德鲁认为这是可以折射中国社会快速进步的一个小细节，即通过饮酒互相展开触及人性的交流，从而快速打破了社交障碍。凯文·凯利在为本书作序时也以相同的经历表示认同，他说：“茅台酒向他们显示了真正的我，即使我喝起酒来并没那么干脆。”
在改开初期，人们为了更好地提升沟通效率，多数人选择用喝酒来解决。但凡事都有度，酒可以协助人们打破社交障碍，提升社交的效率，但沟通效率最大化，一定是优先和最有价值的人沟通，谁手中掌握的权力越大，谁被喝酒的机会就越多。打破社交障碍，往往会触及灰色地带，扰乱社会公平，所以又导致腐败滋生，社会矛盾激化。
自八项规定以后，新型政商关系正在重构；5G改变社会，新型社会社交也会随之发生转变。社交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而酒是社交的催化剂，当人与人的交往是阳光的，酒的价值就是正面的，当人与人的社交带上了灰色，酒的形象也必然随之毁颓。所以，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下，人们渴望文明的社交，饮酒合欢，渴望文明的社会饮酒风尚。
叁
再次是文化饥渴症
酒在人类文明起源中都扮演过启蒙的角色，对人们理解和应用酒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的酒神精神和中国的酒礼文化无不如此。
中国的酒类文化起源于祭祀，演变为礼仪文明的一部分。几千年来，酒渐渐成为了中国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有人用酒来深表敬意，有人用酒来放飞心情，有人用酒来和谐身心，有人用酒来明哲保身，有人用酒来见心明志，也有人因为沉湎于酒而招致祸患。
酒在中国永远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就和人们对酒文化的理解和应用各有不同直接相关。
从本质上讲，酒是兼具物质属性和文化情感属性的产物，品质优良的酒带来体感的愉悦享受，而文化情感的享受，既和产品品质相关，但也因人而异，会随着社会文明和普世涵养的进步而不断进步。随着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逐步复兴，饮酒与文化饥渴症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转变，传承与弘扬饮酒以乐、饮酒以礼、饮酒以雅趣的中国饮酒文化，这样的快乐饮酒会更加适合人们丰富文化生活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