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茅台院士风波沸沸扬扬的时候,蹭流量蹭热度的不少。某个号称对茅台酒历史作了深入研究的资深媒体人写了篇《十问茅台酒》,把茅台贬得几乎一无是处。
我们不蹭这个热度,现在事情已逐渐冷却。本着紫红泥酿真正的酱香酒,说真实的话的原则,和这位“著名”记者掰扯一二。
Q:茅台酒是怎么改成53度的?
A:真正了解中国酒历史的人会知道,从远古的果酒,发展到孔夫子喝的“薄酒”,再到李白喝的“稠酒”,武松景阳冈“三碗不过岗”,酿造者的主要追求,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断的推高酒精度。
民国时候,达到顶峰!到解放后,度数已经不成问题了,多高的度数都能解决,此时开始“降度”,最终于形成了目前各种度数的白酒。
总的来说,茅台酒选择在53°并不完全是外贸部门的意见,否则为何只降到53度,而不是直接降到40度,毕竟这才是国际上洋酒的主流度数。茅台53度主要还是根据科学和实际情况选择的。不然中国不会所有的名酒几乎都选择在了50-55°之间。
Q:茅台酒真的是只有在茅台镇才能生产出来吗?是不是有这么神奇?
A:解放后两次著名的“日本仿制实验”和“遵义异地试点”以失败告终就说明了茅台的地域独特性。遵义试点名义上是成功,实际上是失败的。最后的结论是:虽然与茅台略有差别,但也来之不易,算得上是酒中珍品。所谓:名为成功,实为遗憾,正是如此。
现在回头想想,当初是什么年代,况且是伟人提出的“要把茅台酒搞到一万吨”,在这种背景下,要真能异地酿制,早就没有茅台镇什么事了。
这些历史告诉我们,“茅台酒只能在茅台镇生产出来”这并不是宣传口号,而是实践得出的真知。
Q:听说茅台酒喝得再多第二天也不“头疼”,是真的吗?茅台酒是否护肝,有保健作用?
A:说实话,医学之事,并不是记者或者我们之所长。作为酱香酒从业者,我们也是“适量饮酒”的坚定支持者。研究表明:饮酒与健康之间存在着U形曲线关系。即少饮有益,多饮有害。
但我们坚决不赞成该记者所说,茅台和其他的酒一样。优质酱香酒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饮时不刺喉,饮后不上头,不口干,不宿醉”,这不是某一个酱酒喜好者的说法,这是酱香酒消费人群的共识。
至于说茅台酒是否真的如茅台前董事长季克良先生说的可以“护肝”,直到现在也没有十分可信的研究报告。但季克良先生从自己的实际经历出发,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案例证明。不完全科学,但是具有科学性的。
Q:“带血的茅台”?
A:这是一段比较沉痛的历史。1959、1960、1961三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却不断增大规模,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约等于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如果不酿酒,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酿造的茅台酒,也就被这位“著名”的记者称为“带血的茅台”。
说这个话的人实际上是无知的,这些数据没错,但认识却错了。要知道,茅台酒的完整的周期是五年,我们按照3年计算(这已经算是短的了,省略了勾兑之后一年的贮存时间),也就是说,所谓的1959年,1960年的912吨的酒产量,实际上是之前几年,大约是1956-1957年的粮食酿造出的,那时候正是浮夸风盛行的时候。
真正1959-1961年的投粮我们可以根据1962年的产能来看,从1962年开始一直到1971年,这十年时间茅台酒的年产量都在300吨左右,其中最低的时候才250吨。并且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大约每年50吨是要用于出口创汇,换成新中国发展急需的物资。
要知道,当时的新中国是被国际封锁的,而茅台酒则是当时少数能出口换外汇的硬通货,茅台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属于战略物资。从这点上而言,茅台酒对新中国的发展可以称得上是居功至伟,哪里会像人评价的“带血的茅台”。
诚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人遭受了极大的困难,当地也出现了不少悲惨的事,但这个锅要背也是“大跃进”的政策来背,将一地人民生死的锅背在一个企业身上,是何其荒谬!
限于篇幅,也只能简单与这位“著名”记者掰扯几句。当然,这位记者倒不完全是“满嘴跑火车”,其中几问倒也有些根据。比如茅台的“巴拿马金奖”之争、“布告”风云、“国宴”之谜等。
只是对于企业而言,不管是“金奖”还是“国宴”,亦或是“布告”,其实都是品牌营销的手段之一,故事而已,不可太当真。
茅台,不管如何,扛着半个贵州前行,还要防这些“著名”记者的明枪暗箭,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