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以后，北京是大部分时间明、清两代的首都，也是全国最大的酒类消费基地，各地好酒汇集于此，此外，在京城本地以及就近的直隶行省（今天的河北、天津一带）也发展出本地的生产企业，白酒、黄酒作坊都有，时称“酒品之多，京师为最”。

不过同为喝酒，不同阶层的人，却有着不同的档次，喝着不同的酒。

从清朝到民国，到1949年之前，北京喝酒分为三个档次：

第一个档次：高端正规的宴会，有世家背景的遗老遗少，喝绍兴黄酒。

第二个档次：社会地位较高的政商界人士，如果喝白酒的话，喝汾酒。

第三个档次：一般的社会大众，喝本地或附近产的白酒或黄酒，白酒一般称作烧酒、白干、烧刀子，黄酒是京城或山东、天津一带产的，俗称为“甘炸儿”“苦清儿”等。

晚清只民国时期，六国饭店是北京的高档饭店，在这儿喝酒，喝的是黄酒或者白酒中的高档酒：汾酒。

喝酒的场合也是层次分明的，高档的大馆子提供各色绍兴黄酒，中档的酒馆提供本地黄酒，最普遍的小酒馆叫“大酒缸”，基本上一个风格，以口径一米左右的大缸半埋地下，上面盖上木盖，以为酒桌，提供本地产的白酒——白干或烧刀子，也有本地和山东等地产的黄酒。

一般说来，喝黄酒的人多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体面人，这些人喝白酒也多是喝汾酒。而去“大酒缸”喝酒的人就比较杂了，跑腿跟班的、三教九流的小市民多一些，也有不少上流社会的文人雅士，跑到大酒缸来喝酒，图个新鲜。

这个场景，还原的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北京最普遍的酒馆：大酒缸。这是三教九流小市民喝酒的地方。

这种喝酒档次的分野是由酒的品质和价格决定。绍兴黄酒要通过运河水路运到北京，山西汾酒要通过陆路翻过太行山运到北京，运输保管成本自然升高，价格也就不菲。尤其是黄酒，自明代就成为京城的高档酒，很多大户人家以家存百年陈酿黄酒为珍，大酒馆也以陈年老酒最贵，民国二十年（1931年），前清度支部司官傅梦岩还有家藏一坛150斤装的明朝景泰年间的绍兴老酒，已成琥珀色酒膏，拿出来一点，可兑出二、三十斤新酒，以为上品。当时京城的绍兴黄酒，品种比绍兴本地还要多，很多在北京能喝到的绍兴黄酒，在绍兴反而喝不到，令人有“出处不如聚处多”的感叹。

本地产的酒总要比远道运输而来的酒要便宜，价格低，自然是中低消费阶层的最爱。当然，无论黄酒还是白酒，都不如外地运来的绍兴黄酒和山西汾酒品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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