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青梅，一个专注喝酒30年、无酒不欢的爱酒妞。
都说红酒是舶来品，旧世界的产区全部都在欧洲。人家的葡萄酒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悠久。
而在遥远的东方大陆，仿佛一直是粮食酒的天下。
我觉得这事儿只能说明——古代的时候我们富啊，有剩余的粮食能用来酿酒，而欧洲那时候连人都吃不饱，哪还有结余酿酒？
但是，葡萄酒其实早早就进入了中国酒类的名单。
今天青梅想跟大家聊聊，中国葡萄酒的故事。
不知道有多少酒友还记得，《还珠格格》里小燕子背过的诗（就是“公主背诗幽怨多”那个），其实是李颀的《古从军行》。
按说这首诗是一首反战诗，为啥青梅要在这提它呢？
主要是因为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这是真实版本，不是小燕子版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老跟西域打仗，打来打去年年死人，没好事。只有原产西域的葡萄传入了中原。
那时候现在所知的葡萄君还不是他本人，艺名有点多，什么“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说的都是他。
其实这是个天大的误会，主要是因为张骞同志的“凿空”之旅太牛，导致大家都往他脸上贴金。
原本是本土产品的葡萄君，转眼就成了张骞同志的丰功伟绩：是他通了西域，给我们带来了葡萄。
虽然张骞同志很伟大，但是葡萄这事却并不全是他的功劳。
《诗经》有载：“南有蓼木，葛藟（lěi）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中国字嘛，都是象形的，大家看看这个藟字长得像不像葡萄串？
没错！这个葛藟，就是传说中的葡萄君。《诗经》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葛藟”，另有一首“绵绵葛藟，在河之浒。”
都知道《诗经》讲的是春秋战国的事，比张骞通西域早了那么千八年的。
所以啊，这葡萄君显然不是个舶来品呀！
为啥这个误会这么大呢？
主要是张骞带来的是来自大宛（也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欧亚种群葡萄。这种葡萄在中国广泛种植了之后，葡萄酒才从一个简单的自酿饮料，渐渐变成了产业化的酒类。
汉武帝这老头穷兵黩武，一辈子打了不少仗，占了不少地盘。好东西都收进中国，也是从那时起，葡萄开始成为一种经济作物，主要是酿酒用。
葡萄从汉武帝时开始用来酿酒，到了隋唐，已经是酒桌上不可或缺的经典了。
南北朝有个很厉害的人物叫庾信（至于怎么厉害的，大家请百度），写过一首《燕歌行》。
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
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
这意思，葡萄酒可以跟金丹媲美了！来杯葡萄酒，分分钟成仙的节奏。
南北朝的时候大家都想快乐似神仙嘛，所以葡萄酒也是real流行了。
到了唐朝，咱天朝上邦泱泱大国，有钱！所以万国来朝，外国人都跑来中国打工。人来了，吃的喝的也得跟上。不少外国人喝葡萄酒，所以长安的酒馆也就开始卖了。
那时候诗歌昌盛，人人会写诗，所以葡萄酒也成了诗中的常客。
比如说，生在外国（吉尔吉斯斯坦）的著名诗人李白，大概骨子里就透着洋气，于是特别热爱葡萄酒。
他写葡萄酒：“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酦醅”……也不知道是热爱葡萄酒，还是热爱美貌的“吴姬”。
另外全国驰名的大概是这句：“葡萄美酒夜光杯”，高逼格指南在此！光喝葡萄酒哪成啊，还得配上夜光杯才高级嘛。
可惜的是，到了两宋被各种少数民族围攻，缩在江南一隅，中原原本的葡萄酒酿造方法随着迁徙，渐渐失传。
除了从西域运来的葡萄酒外，中土自酿的葡萄酒，大体上都是按《北山酒经》上的葡萄与米混合后加曲的“蒲萄酒法”酿制的，而且味道也不纯正。
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用米和曲酿酒，葡萄酒那就加点葡萄好了，本质其实还是大曲。
各种打仗几十年，到了元朝，来自塞外的蒙古人都好酒。
咱李白兄弟喝一斗就飘飘然能来一百首诗，这些蒙古人平时来个几斗都没啥问题。高兴了也喝不高兴也喝。
所以，元代几乎是中国古代各种酒类博兴的鼎盛时代。
虽然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来过中国这事目前还没准，但是老哥应该也没法YY得这么具体。
比如他写北京的葡萄园：“过了这座桥（卢沟桥），西行四十八公里，经过一个地方，那里遍地的葡萄园，肥沃富饶的土地，壮丽的建筑物鳞次节比。”
离卢沟桥四十八里这种记载太具体了，波罗同志估计没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所以这样的记载还是有点意思的。
不仅如此，忽必烈还在故宫中建过葡萄酒室，完美诠释了：爱她就把她喝掉！
不过，中国人到底爱喝烈酒。听说克林顿访华的时候，被53度的茅台惊吓过度，喝的五迷三道的。
元朝时，由于蒸馏手艺发展，蒸馏酒开始大量面世。葡萄酒这种有果味，度数较低的酒种就渐渐衰落下去了。
青梅个人认为，白酒之所以在中国盛行，与东西方的饮食也有比较大的联系。
中国人吃的是五谷杂粮，比较容易消化，却缺乏浓郁的口味。因此需要烈酒来增加饮食的口感和味道。
而欧洲人以肉食为主，胆固醇较高，需要葡萄酒来调节消化和新陈代谢。
不过葡萄酒这么有sense的东西，最终还是会受到广泛欢迎的啦~所以现在，葡萄酒又一次成为我们餐桌上的佳酿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