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为上，不与水争利
每年进入夏季，全国大部分地区又到了多雨的季节，新闻报道中许多城市又一次出现了“海景”。大量事实提醒我们，城市下水道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了。而在山区，暴雨则导致了更大的灾难发生——2017年5月10日上午9时左右，重庆市綦江区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该区文龙街道社区5组村民丁治刚的养猪场被淹。本刊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2014年第二期《天道为上》一文中有一段话：“前不久，和朋友去秦岭沣峪口吃农家乐，那家农家乐就建在一道溪水旁，主人还用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弄了两口鱼塘，笔者当时还笑言：这真是从龙王爷手里抢食啊！听起来是玩笑话，其实却是说中了某种事实，把农家乐之类的娱乐场所建在山溪流经的地方，可以贪图一时享受，但一旦山洪暴发，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解决人水矛盾需要水利智慧，一个古老的智慧。
什么是水利智慧？看看贾让说的就明白了。贾让是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人，但有着非常先进的治水理念。今天我们贴出这篇文章，希望他的治水理念能够得到重视，在水灾面前我们的损失能够降到最低，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
2017年5月10日，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新街子社区，居民小组长陈道伟、彭光德在洪水中帮助养殖户转移生猪。
2016年7月18日陕西西安暴雨袭击城区路面积水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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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是2013年7月底。2013年7月在河北邢台的一场暴雨中，一处地下桥连续有人淹死在自己的汽车里。
时过三年，2016年7月23日河北邢台再次发生连续强降雨，造成大范围受灾，全市受灾人口103.4万人，造成25人死亡，13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逾10亿元。
如上所述的悲剧事件，是让人痛心的，但仅仅痛心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去思考：为什么水灾会越来越频繁？受灾面积会越来越大？生命财产损失会越来越大？将来又该如何应对处理？
自2011年本刊第四辑推出“中国水利专辑”之后，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水利问题。在那辑杂志里，我们采访了中国一些有远见的学者，他们对中国的水利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比如著名的水利史专家周魁一教授，就提出了“既要管好水，又要管好人”的观点。周教授坦承他搞了一辈子水利研究，最终回到了一位中国古人的治水理念，这位古人就是本文的主人公—贾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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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和《后汉书》里，并没有专门为贾让作传，因此，我们今天对他的生平事迹了解得并不多，甚至连他的生卒年都不清楚，只知道他是西汉末年人，汉哀帝时期，曾上书《治河三策》，谈如何治理黄河的问题，班固在《汉书•沟洫志》里摘引了《治河三策》。历史上没有关于贾让的生平记载，反倒让我们对他充满了想象，感觉他就像是一位上天派来的神启者，来到这个世界，做完他该做的事情，说完他该说的话，也不管世人听不听，就飘然远去了。千百年后，当有人再想起他，回首望去，看到的依然是他那模糊又清晰的背影。
贾让之所以会上书提出治河之策，有这样一个背景：西汉一朝，黄河多次决口泛滥，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淮阳一带）决口，经多次治理，效果不大，公元前109年，黄河在此处再一次决口，汉武帝亲自带领百官、征发民夫前去筑堤堵决，此后黄河在八十年间未发生大的灾害。西汉末年，水利长期失修，黄河在冀州（今河北中南部一带）多次决口泛滥，灾害严重。公元前7年，汉哀帝下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贾让应诏上书，提出《治河三策》。
贾让亲自到黄河下游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他敏锐地发现，之所以会有水灾水患，其根本并不在于水，而是在于人，是人侵占了河道或者水原来的区域，才有所谓的水灾发生。在此前提下，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他的治水理念。
贾让治水的核心思想是“不与水争地”，他说：“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意思是说上古建国立疆时，一定要给河流、湖泊留出合适的区域，选择洪水淹不到的地方给人民居住。在此总原则下，贾让提出了治水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意思是说把冀州老百姓从一些易受水灾的地区迁移出来，挖开黎阳遮害亭（今河南北部浚县一带）的黄河堤防，让黄河从此处北流入海。他认为采取这一措施后，黄河西临大山，东邻金堤，无法泛滥很远，一个月以后就自己安定下来了。
中策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意思是说在冀州开渠分水，这样做既能灌溉田地，又能减轻下游地区的泄洪负担。
下策是“缮完故堤”，就是完善原有堤防，以达到堵水的目的。贾让还为上中下策各自算了一笔账，他说实行上策，会破坏城镇、田地和墓地，招致老百姓的怨恨，同时还要花一笔钱来安置迁徙的老百姓，但这笔钱比起常年维修堤防的费用来说，就是小钱，而且一旦黄河泛滥成灾，造成的损失就更大，现在只要拿出几年维修堤防的钱，就能把水灾根除，所谓“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如果实行中策，可以富国安民，兴利除害，但还是会劳民伤财，且只能在百年之内有效果，无法做到一劳永逸、从根本上杜绝水患。下策的后果最糟糕，筑堤虽能在短时间内见效，但随着堤防破旧和黄河泥沙的沉积，过不了几年，水灾又会重新发生，为了防止水灾发生，只能将错就错，再加固加高堤防，如此反复，既浪费人力物力，又起不了太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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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让“不与水争地”的治水思想，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实际上，我们的祖先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伟大的传统，我们所熟知的大禹治水，据本刊副主编李寻先生的分析，其“疏导”之法，不是疏导河流，而是疏导人群，即把人从易遭水灾的区域迁移出来，也就是后来贾让的治水上策。但令人遗憾的是，后世人们在治水之时，多采用的是贾让的中策和下策，不是人们看不明白他的治水上策，而是随着人口增多，产业增加，在治水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实际利益纠葛牵扯其中，人们为了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不得已采用了贾让治水三策中的中策或者下策。
东汉明帝时期王景治河，就是一个例证。王景治河，不仅仅只是治理黄河，还包括治理汴渠。汴渠是是始建于战国时期、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一条重要水系，公元1世纪初，黄河在今天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侵入汴渠，并在今天的山东高密以北的地方入海，由于没有堤防约束，河水泛滥，泛滥地区又是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对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破坏。
公元69年，明帝任用王景治理黄河和汴渠。
王景首先在黄河筑堤，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至千乘(今山东高密东北)海口千余里之间修筑黄河大堤。实际上是重新规划一条新的、比较合理的黄河入海水道，这条新的入海路线比原河道缩短了距离，提高了河水流速和输沙能力，减缓河床淤积速度，改变了旧河床淤积形成地上悬河的状况，使黄河主流低于地平面，从而减少了溃决的可能性。
其次是治理汴渠，主要手段也是先筑堤，规划新渠线，然后解决汴渠和黄河之间取水口位置的问题。王景采取了了如下方法：在汴渠引黄段的百里范围内，约隔十里开凿一个引水口，实行多水口引水，并在每个水口修起闸门，人工控制水量，交替引河水入汴。渠水小了，多开几个闸门；渠水大了，关上几个闸门，从而解决了在多泥沙善迁徙河流上的引水问题。当时，荥阳以下黄河还有许多支流，如濮水、济水、汴水和蒗汤河等，王景将这些支流互相沟通，在黄河引水口与各支流相通处，同样设立水门，这样洪水来了，支流就起分流、分沙作用，以削减洪峰，分洪后，黄河主流虽然减少了挟沙能力，但支流却分走了大量泥沙，从整体上看，减缓了河床的淤积速度。
王景治河，给黄河重新开水道，依稀有一点点贾让治水上策的影子，但他并没有给黄河留出应有的自由摆动空间，实际采用的还是贾让治水的中策和下策，即开渠分水和筑堤堵水。之所以采取这种方法，主要是要保护已有的农业生产区和汴渠的漕运功能，这是由东汉前期的政治形势决定的，东汉建国以后，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凋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保护原有的农田耕地，保障漕运的畅通，在这种情况下，逼迫王景治河只能采用贾让的中策和下策。王景这次治河，在黄河和汴渠共修筑堤防二千余里，耗资巨大，解决了数十年的黄河水患问题，从此之后到唐代末年的八百年中，黄河主流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但依然有决溢，后来，河患逐渐多了起来，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黄河发生第三次大改道，造成了很大的灾害，一切正如贾让所预料的那样。
明代著名的潘季驯治理黄河，采用了所谓的“束水攻沙”理论，其本质不过是通过多筑堤的方法，使水流速度加快，将淤积的泥沙冲走，从而达到治沙的目的，避免河床高过地面，形成悬河，造成灾害。从本质上来讲，潘季驯治河，采取的是贾让治水三策中的下策。之所以如此，也是他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空间所致，比如潘季驯不仅要治理黄河的泛滥问题，而且还要保运河、保明祖陵等等，所以他只能采取最等而下之的办法：筑堤。虽然起了一时作用，但黄河最后还是改道了，运河最后还是因为黄河改道而被废弃了，明祖陵也还是被淹没了（关于潘季驯治水，本刊2011年第四辑的《河道总理潘季驯》一文中有详细的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阅读）。
历史上黄河的主要河道
◎历史上黄河的主要河道示意图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河道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有记载的重大改道7次（通常以《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河道禹河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黄河河道，这条河道在孟津以下，汇合洛水等支流，东北流经河南北部，再向北流入河北，汇入漳水，至今邢台，入巨鹿北的古大陆泽后，分几支向东北方向流入大海），其范围大体以孟津为顶点、北抵天津、南界淮河。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洪水从宿胥口今淇河、卫河合流处夺河而走，东行漯川，至今河南滑县东北又与漯川分流，北合漳河，至章武今河北沧县东北入海。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今河南濮阳西南瓠子决口，再次向南摆动，决水东南经巨野泽，由泗水入淮河。23年后虽经堵塞，但不久复决向南分流为屯氏河，六七十年后才归故道。
第三次是在公元11年（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决口，东南冲进漯川故道，经今河南南乐、山东朝城、阳谷、聊城，至禹城别漯川北行，又经山东临、惠民等地，至利津一带入海。
第四次是在1048年（宋仁宗庆历八年）六月，黄河再次改道，冲决澶州商胡埽，向北直奔大名，经聊城西至今河北青县境与卫河相合，然后由天津入渤海。宋人称这条河为“北流”，12年后，黄河在商胡埽下游今南乐西度决口，分流经今朝城、馆陶、乐陵、无棣入海，宋人称此河为“东流”。东流行水不到40年便断流。
第五次是在1128年（建炎二年），为抵御金兵南下，东京守将杜充在滑州人为决开黄河堤防，造成黄河向东南分由泗水和济水入海。黄河至此由北入渤海改而南入黄海。明代后期潘季驯治河以后，黄河基本被固定在开封、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一线，行水达300年。
第六次是在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改道，再次摆回到北面，行经今河道，北流由利津入渤海。
第七次是在1938年，为阻止日军西侵郑州，蒋介石命令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洪水以阻隔日军。全河又向南流，沿贾鲁河、颍河、涡河入淮河，由淮河入海，直至1947年花园口被堵后，黄河才回归北道，自山东垦利县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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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人们的治水，依然多采用贾让治水三策中的中、下策，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日益增多，人们与水争地的情况愈演愈烈，这样的情况是常见的：比如一个地方，原来是属于水的区域，但由于各种原因，水没有了，五年之后，人们便会在那里种地，十年过后，水没有来，人们便会在那里盖房子居住，再十年过去，水还是没有来，便会在那里大规模搞建设，盖厂房、建城镇，等等。但由于这里本来就是属于水的区域，有一天水终究会来的，水一来，便会造成巨大的灾害，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在此举出几例：
2012年7月北京暴雨中，京港澳高速公路出京方向17.5公里处南岗洼铁路桥下严重积水，积水路段长达900米，平均水深4米，最深处6米。原来这一路段，正好处于两条河流汇合前的三角区，而南岗洼正好处于这一片地区的最低洼处。也就是说，这里原来就是河道，暴雨一来，积水过多，自然就再次成为了河流。同样，本文开头提及的有人之所以会淹死在北京广渠门立交桥下的汽车里，是因为广渠门桥，原来是古大运河的码头，后来也曾是一个排涝、分洪的水渠枢纽，现在随着城市的膨胀扩建，全部被占用为机动车道，一下雨就积水，下暴雨就成河，难怪有人会被淹死在汽车里。河北邢台有人淹死在地下桥的汽车里，也是因为此处本来就是低洼地带，不适合修路通车。
2013年七月的四川暴雨中，成都周边的金堂老县城被洪水淹没。2012年，笔者曾出差金堂，此处位于三江口地区，沱江源头的绵远河、石亭江、湔江3条大河流入金堂境内称为北河，另有青白江、岷江水系的毗河在此汇合，这三条河流汇合横穿龙泉山脉形成金堂峡，金堂峡谷上游是著名的鹿头山暴雨区，按照贾让的理论，是绝对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查历史资料，从公元839年到1949年间，沱江发生大洪灾39次，几乎每次金堂都是“漂没民舍数千，决田数千上万，溺毙居民数百上千名”。新中国成立后，金堂县城洪水成灾的重现期为2至3年一遇，重灾的重现期4至5年一遇，特大洪灾重现期8年一遇。尤其是1981年夏天那场特大洪灾，从三江口到赵镇以下，洪水冲毁堤岸，卷走房屋、吞噬农田无数，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说实话，看到这样的记录，笔者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看来，今年金堂老县城的被淹，不是偶然，而只是历史的又一次循环，悲剧的又一次重演。这次被淹之后，报道称当地政府狠抓安全隐患排查，筑牢安全防汛“堤防”，态度无疑是积极的，但也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灾问题，于是不免感叹：这究竟是人类意志的顽强，还是人类意识的蒙昧？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2013年四川水灾中，发生重大泥石流灾害的都江堰中兴镇三溪村，是一个避暑休闲点，这次泥石流中的死亡人员，主要集中于此。
2012年夏天，笔者出差路过甘肃舟曲县城。2009年，舟曲发生了特大泥石流灾害，但比灾害造成的惨状更让人触目惊心的却是舟曲县城的主街道，就建在一条干枯的河道里面，这就难怪泥石流一下来，就淹没了舟曲县城的主体。
笔者曾去过陕西合阳县的黄河边，看到的情况也让人担忧，黄河滩上，有不少地方已经被开垦为田地，或者鱼塘，也盖起了一些房子，可以想象，这样的情况还会继续发展下去，黄河一旦某年水势大涨，这里的人们会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从西安到西安—咸阳机场的路上，路经渭河某段，笔者同样看到有房子已经在渭河河滩上盖了起来，是的，这些年渭河是没有多少水量，但谁又能担保某一年不会发大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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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举了这么多的事例，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了。现在水灾越来越频繁，受灾面积越来越大，所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出于发展的目的、无限度地与水争地。在城市里，表现在为了扩建城市，搞房地产，人们把一些本来用于蓄水、分水泄洪的地方改造成了工业区和商业区，加上地面硬化和城市下水道设施的不完善，每逢大雨，这些地方都会积水成灾，造成重大损失；在农村里，表现为人们在原来属于河流和湖泊的地方垦地和建房子、搞娱乐设施等，随着农村进一步城镇化，人们甚至把厂区、城镇也建在了这些地方，在一段时间里，水可能不会来，但一旦来了，就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人们可以用“洪水无情”这样的话语来表达情绪，但水本身并没有错，它只不过去了它该去的地方，犯错误的是人，犯了错误就会受到惩罚，这是天道！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当然，解决当前中国的水利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牵扯到如何城市化、建立起和西欧、美国和日本一样的城市下水道、怎样对城乡雨水进行综合利用等各方面的问题，但是首先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回到我们祖先伟大的智慧那里：不与水争地，给水以自足的活动空间，水走水道，人走人道，遵从天理，对自然多一点敬畏，存一份尊重！其次，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措施，这样做，即使人口增加了，产业增多了，也还是有办法把水灾损失降到最低。
或许，不，肯定还是有人会反对：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把人从水的区域迁出来，你知道这有多么困难吗？要付出多大代价吗？是的，是有困难，也会付出代价，但远在两千多年前，贾让就给我们算好了一笔账，从账面上来看，采用他的治水上策，不但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所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更感性地说，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与其每次冒着危险去洪水中救人，还不如防患于未然，把人安置在洪水淹不到的地方。
2011年本刊的“水利专辑”中，转载了周魁一教授的多篇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周教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93年青海省共和县沟后水库发生深夜溃坝事件，死亡288人，失踪40人，死者大部分都住在县招待所里，而招待所建在河滩之上，水库溃坝，一下子就造成了灭顶之灾。但是当时的调查只注重溃坝的技术问题，而对能够大幅度降低灾害的管理措施却没有进行科学的研究。在周教授看来，把招待所撤离出河滩地就是科学的方法，但大多数人都不这么想问题，所以周教授这么写这些人的心思：“把招待所撤出河滩地也算科学？”今天看来，这不但是科学，而且是大智慧，来自于我们伟大的祖先，来自于贾让！
此文初稿完成后，笔者翻阅台湾建筑学女学者廖桂贤女士的《遇见好城市》一书，她在考察了美国、荷兰等地的洪灾情况后，恍然大悟：“和河流争空间，争不赢的”，同时介绍了荷兰现在不与河流争地，还地于河的情况，以为是先锋的理念，实际上，同样的话，贾让早在千年前就讲过了。
编辑：木图
文章：高远
图片：网络、休闲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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