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二逮子……北京人与二锅头关系之微妙，从对其称呼上就可见一斑。这就像在称呼邻家的发小，胡同里的玩伴儿。
朋友聚会喝二锅头，亲人相聚喝二锅头，自斟自饮喝二锅头，借酒消愁是二锅头，真情流露时还是二锅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的第一个国营白酒品牌，从1949年到2017年，红星二锅头已经陪着国人走过68年。对很多人来说，红星二锅头早已是北京文化的一部分。对于身边的这颗“红星”，您了解多少？
“跑马圈地” 敲定东郊厂区
热辣辣的红星二锅头，硬邦邦的红星二锅头代言人，那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红星”，不仅是广告词儿，细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提起红星，北京人自然会想到二锅头。但或许只有资深酒友才懂得——二锅头其实不是酒的品牌，而是酿造工艺。
不用坐时空穿梭机穿越到明末清初，您就溜达到前门大栅栏的源昇号博物馆，就能了解二锅头的发源——那时烧酒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京城中也分布着诸多的老酒坊，但酿造工艺良莠不齐，烧酒有时浓烈呛嗓子，有时又寡淡无味。公元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来自山西临汾的赵氏三兄弟在酿造中发现，蒸馏酒的时候，掐头去尾取中段所出的酒，味道最好，因此就有了二锅头的叫法。三兄弟将酒坊取名“源昇号”，就靠二锅头打开了知名度。 “源昇号”在当时火到了什么地步？清朝老北京四大商号--王致和、同仁堂、松竹斋(荣宝斋前身)，源昇号是其中一号。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时京城的12家老酒坊，早已处于停工的状态，只有“源昇号”维持着经营。
据“红星”的老员工回忆，新中国建立前，当时烧酒的叫法很多，叫白干的，叫髙粱的，叫土烧酒的，叫干酒、炮子酒的……为了工业化的规范，政府将工艺和原料类似的烧酒，统一称之为白酒。1949年4月，中央税务总局、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在京召开首届酒业经营管理会议，决定对酒实行专卖，停止私人经营，同时决定在北京成立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
建于建国门外八王坟的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就是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实验厂接收12家老酒坊，从1949年到上个世纪90年代，红星在这里一待就是50多年。
（建国初期，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为防止敌特份子破坏，厂门有战士持枪把守）
今年91岁的王秋芳，是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的第七代传承人，是当年实验厂筹备小组的成员，也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在她的回忆中，工作组成立的头等大事，就是选定厂址。“领导对于新厂址有明确要求：第一，不能建在城区，以减少污染；第二，也不能离城区太远，要方便工作。”
王秋芳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949年5月6日，筹备组组长马少峰叫上大家说：“走，选地儿去！”于是几个人从当时华北税务总局专卖总公司的办公地北兵马司出发，穿过朝阳门，路过东岳庙，直接骑到了城外庄稼地的田埂上，“田埂特别窄，一不小心就翻车。骑了好久，发现了一片废弃的厂区。”这片厂区其实是日伪在北京统治时期建造东郊新市区的一部分。筹备组误打误撞，找到了这片建筑。
厂区内只有几间破破烂烂的房子，还有几个跟椅子差不多高的水泥桩子。组长拍板说：“就是这儿了！”当时大家还搞了个简单的“圈地”仪式，就是用砂石绕厂区撒了一圈，然后在门口竖了一块木板。
确定厂址后，正好是中午，马少峰出发的时候带了些面粉。有人从厂区里找到了一口大铁锅，有人从河沟里弄了一些水，就地做成了一锅疙瘩汤。大家坐在野地上，喝着疙瘩汤，开始讨论工厂的未来。
（对于实验厂的建立与发展，有一位女士为它倾注的心血最大，她就是红星的建厂元老，酒厂第一位技术员王秋芳女士。从招募人员、搭建研究室到改良酿造方法，王秋芳亲力亲为，在生活上和工作上的困难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献礼新中国 载入北京印迹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的第一家国营酿酒厂，时任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当时特批了100万斤粮食作为建厂资金。建厂后接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生产出开国献礼酒。
对于酒厂来说，光有粮食还不够——新厂建立不久，只有生粮蒸煮发酵之后的生立馇，要想生产出合格的优质白酒，需要有经过发酵蒸馏后的软立馇。而且酿酒所需的酒麯在发酵完之后，还需要2至3个月的储存期。如果按照常规的方法酿酒，献礼酒根本不可能完成。但是员工想尽办法克服困难，选择了“二锅头”酿酒工艺。1949年9月25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一周的时间，献礼酒酿出来了。
（1949年第一瓶红星二锅头献礼酒）
“酒的质量还相当不错！过去二锅头酒精度一般是68°，我们酿出来的是65°。我们又把酒做了勾调，口感相对柔和，不那么辣嗓子，更有利于人们品味酒的香气。”王秋芳说，因为出色地完成了献礼酒的任务，实验厂还被特批参加开国大典，当时实验厂的方队就站在天安门东侧，也就是现国家博物馆附近。
（实验厂是当时唯一一家参加开国大典的酒厂，到场员工一共35位，他们的方队就在现国家博物馆附近）
酒酿造出来了，总不能没有名头，企业没有沿袭烧酒、烧刀子等传统叫法，而是为这种酒取了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名字--红星二锅头。也就是从此刻开始，“二锅头”这一工艺名称被作为产品名称使用。
作为北京唯一一家白酒厂，在建厂初期的红星二锅头居然一直没有统一的酒瓶，灌装时有时用的是国外酒厂的啤酒瓶子，有的用酱油瓶子，品相五花八门，颜色更是五颜六色。但红星二锅头物美价廉，人们觉得很有老北京的味儿，入口更加柔顺，因此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今年65岁的李先生，是资深酒友，当年在京棉二厂工作，每天骑车上班，还没到八王坟，就会闻到酒糟味儿，“不爱喝酒的人说呛鼻子，我就闻着香。后来才听说红星二锅头就是在那儿酿造的，闻到的酒糟味儿就是从糟池里面散发出来。”李先生回忆说，当年好喝两口的同事，都会想方设法托酒厂的人偷偷给接几桶红星二锅头的“甑流”（原浆酒），因为它比酿造出来的成品更纯、更烈，喝着痛快，而且如果自家想泡制药酒，用“甑流”最好。
资料显示，1949年二锅头酒的生产总量达到了20.5吨，但在当时仍然是供不应求。上世纪50年代中期，粮食开始了统购统销，酒厂非得纳入计划后，才能享受到粮食配给，北京市民凭购货本每户每月限购两瓶。
（1966年北京市个人购货证，北京市民凭购货本每户每月限购两瓶）
张世荣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每天他得到胡同口的小酒铺给父亲打二两散烧酒。张世荣回忆说，1954年的一天，父亲破天荒地带回来一瓶红星酒，笑逐颜开地说，又能喝到二锅头了。在粮食紧张的年月里，百姓凭本凭票才能买到二锅头，为保证父亲喝酒，张世荣一度戒酒。日子再艰苦，红星二锅头也一直陪伴着他们。现在，父亲不在了，张世荣却还保持着每天喝红星二锅头的习惯。每天二两下肚，才觉着舒服。
为了能让市民都能喝得起，政府明确规定二锅头酒的价格不得过高。多年以来，红星二锅头一直被纳入国家物价指数样本，企业没有自主的定价权。这一传统从第一瓶二锅头酒的诞生，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一些酒厂的老职工回忆，二锅头是国家最后一个放开价格的白酒产品，即便放开价格，红星二锅头的定价也绝对属于亲民的。
1995年，“红星”销量达6万吨，在当年国家统计局白酒市场占有率的调查中，红星二锅头名列前茅。现在，红星二锅头的年产量已经达到10万吨。
（火车上旅客畅饮红星二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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