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几千年发展的悠长脉络中，酒及其所代表的精神气质从没有在历史中消失过。只不过对于不同时代的人来说，酒的象征意味及其映照出的人文内涵总在不断变化。千百年来，它不断融合、突破各种界限，为人们提供种种新的可能性与无限的生机，不断地将人们带到全新的生命境界。

灼烈躁动的酒精神所追求的是对历朝历代中央集权统治王朝意志强加于酒的诸种限定、管束、禁令的破除或挣脱，而其中对酒产生最大束缚功效的是从礼法到佛理、天理等一系列由外到内、由疏到密的观念藩篱。酒常动，而礼法、佛理、天理常静，二者之间激荡、不谐、对抗。中华人文精神史就是一部或主动或被动裁节、平衡酒的升腾、突破之伟力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对抗中，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不断被建构。

从本质上来讲，酒首先是一种“物”，一种对人有特定意义的物。酒对人施加的诸种功效不在人的静观、旁置中产生，而是在与人的直接接触时才逐渐呈现其作用，换言之，它内蕴着使人动变的力量,这便是酒具有的牵引人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力量。饮酒则是自发或自觉地借助酒改变自身，实现人的价值目的的活动。从漫长的历史视角看的话，对酒的领悟使饮酒逐渐成为中国人过其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

正是基于此，在中国早期历史中，“酒”虽然没有像古希腊那样有人格形象，被奉为“酒神”，但在相当多的语境中，“酒”又像“酒神”一样出现在精神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影响。酒参与了不同时期中国精神的塑造，甚至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影响着中国精神发展的趋向。

我们可以从酒文化的源头处试看一番，在诸种历史传说中，酒第一次出现是在大禹统治下的部落时期，也就是历代王朝之初——夏朝的前身。我们可以从彼时的统治者大禹身上看到后来夏文化对于酒的态度，文明之初的圣贤对酒的原初体验必定是震撼的，酒的甘美令禹立即意识到它对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感官的愉悦必然会让人沉迷于其中，贪图享受必然会失去斗志。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以贤能闻名，同时以贤能立身。贤能、为公与对酒的拒绝是相互贯通的，孟子有云：“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子·离娄下》），这种清醒的拒绝反映出的是中华人文精神中对于酒的复杂态度：可以喜爱，但不能痴迷；心向往之，但必须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