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酒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微妙的，它们一方面需要用严格的规矩、戒律来规范自己的教徒、教众，让广大教徒、教众信服、顺从、不饮酒，宗教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获得某种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摆脱世俗的欲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忍耐得住美酒得诱惑，因为这从根本上来讲是有违人的天性的。此外，他们还需要面对的一点是：酒的功能丰富性决定了它对于人们的基本生活的全面渗透，简言之就是，只要你还未乘龙驾鹤飞升而去，只要你还是作为一个人而生存于世间，你就不可能离开酒。这种矛盾心态使得很多宗教与酒之间保持着基本上排斥，但在需要得地方和领域采取部分接纳得态度。酒疗便是这一处在中间衔接的节点。

我们以我国本土宗教道教为例，道教自身是有道医的，他们很多情况下是通过治病救人达到传教的目的，道医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医学，其中也包含了不少酒疗思想。

道教相对于佛教、伊斯兰教以及世界上的很多其他宗教而言是一个清规戒律比较少的宗教。道教很注重医学保健和养生，在发展养生保健医学的同时，也促进了保健药酒的发展。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道教养生医学专家当属孙思邈，他是著名的医学家，也是有名的道士，他发展了唐代医学，补充了新的医学成果，将自己一生的行医经验毫无保留的提供出来，而在他众多成果之中，酒疗无疑是他对以往医学的重要补充。孙思邈一生行医，用酒入药的案例无数，《千金方》《千金翼方》中随处可见以酒入药之方，可见他对于酒疗的认识之深。

在尊道教为国教的唐代，道教酒疗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很多道教徒都服用药酒来养生保健，他们热衷于用各种药材、矿物、植物炮制药酒，经过炮制，去掉药物本身的毒性，浸渍或酿制，成为保健性药酒，进而服用以求强身延年。如岑参的《题井隆双溪李道士所居》之中有：“五粒松花酒，双溪道士家。”描绘的正是一位服用松花药酒养生的唐代道士的形象。唐代很多道士在采药、炼药中也将酒引入药材炮制中，进而促进了酒制药材的发展。道教在唐代时，信奉者众多，而且由于道教讲究炼养，所以有相当多的道士服用药酒，这必然引起爱好养生的士大夫阶层的注意，因此不少唐代士人通过与道士交往，得到了养生的药酒方，服用后因效果良好又使得这些药酒方广为流传，从而举国风行药酒，变相地促进了药酒发展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