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的境界可以分为很多种，若是非要探讨它们之中究竟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恐怕再争论几番也难有定论。我们只能说它们各具风采、各有特点：有人在醉中是一派君子风范，温文尔雅、闲静少言，但也多少略带古板、呆滞；有人醉中有游侠气质，洒脱不拘、快言快语，又显出一些莽撞和无畏；有人在醉中狂笑而去，语出惊人、不顾细瑾，喜怒随心、苦笑无端，这便是醉里的狂狷之士。

醉酒是狂狷之士的常态，也不知是酒助长了他们内心的狷介不平之气，还是他们内心的狂狷借助了醉酒的状态而喷涌而出。那么，何谓“狂狷”呢？《论语·子路》中提到：“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狷之士必然是放纵而不遵礼法，孤傲而不肯流俗。

正是基于此，狂狷之的醉酒也便有了独特的气质。因放纵而无视礼法，则饮酒必然放诞而无节制；因孤傲而散漫，则醉酒之后特立独行，不在意世俗眼光。

古今狂狷而醉酒之人，非徐渭莫属了。徐渭是明代中期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也是一位千古罕有的酒鬼、狂士。他的一生郁郁不得志，早年丧父，寄人篱下；中年贫苦无依，饱受欺凌；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活在痛苦之中。晚年好不容易因进入胡宗宪的幕府，协助胡宗宪抗击倭寇而取得一些功名，但旋即因胡宗宪倒台而受到牵连。一连串的打击导致他整个人更加放诞、沉湎于酒。

当然，在徐渭与酒的诸多牵绊中，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他写下的近两百首以酒为题的诗作，也不是他醉酒之后与当时文人雅客之间的唱和，而是几件饱受争议的狂、诞行为。在胡宗宪死于狱中之后，他原先的幕僚也有数人受到牵连。徐渭生性本就有些偏激，因连年应试未中，加上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开始每日都大醉不醒，还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在醉意恍惚之间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多次在酒后自杀，比如用铁锥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还曾在一次醉酒发狂之后，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其杀死，他因此被关入监牢，服刑七年。经朝中好友帮助得到赦免，在出狱后的几年都是酒不离身，最终在穷困潦倒中死去。

我们很难评判何种饮酒才是最高的境界，但起码不应该因酒而丧失自我。对于生活于俗世的我们而言，能够平静安乐地度过一生，能够在微醺的状态中得到片刻的休憩，就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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