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入腹，快意恩仇，酒一直被看作是真性情的代表，明代文人陈继儒在《茶董序》中说得比较直白：“酒类侠，茶类隐。”侠气与酒气是互相成就得。侠客因酒显其精神，酒因侠客显其特性，这是自古侠客题材都不会绕过的一个常识点。而且不光是侠客好酒，有侠义情怀的文人亦好酒，且不说李太白这样自身年轻时就是剑侠的人物（李白曾自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即便是那位在我们的印象中总是默不作声在南山之下荷锄采菊的隐士陶渊明也是如此。陶渊明嗜酒如命，也是诗词大家。他饮酒赋诗，诗借酒显，他的豪侠气质就通过饮酒诗彰显出来。
儒与侠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两个重要载体。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第一次为游侠作传，随着大一统皇权的加强，统治者们越来越不喜“以武犯禁”冈的侠士风范，但慕侠风尚从未消失。汉末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尤为特殊的时代，美学家宗白华曾对此时期评价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上极度自由与解放的时代，文士们的思想和价值追求发生了转变，其骨子里的豪侠精神被唤醒，这一时期的侠义情怀更多的是与抵御外族、建功立业相结合。
陶渊明的任侠精神是深受其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影响的，陶侃和孟嘉皆是在魏晋时期拥有赫赫战功的武人，陶渊明骨子里也深藏着“猛志逸四海，骞翩思远翥”的远大抱负。陶渊明将建功立业作为自己人生的侠义追求，曾多次出仕为官，期待着能够延续祖业，兼济天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虽然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退而独善其身，但他始终积极关注着魏晋时期黑暗的政治现实，满腔侠气使得他即使归隐也始终不忘百姓疾苦。
动乱的魏晋时代呼唤着古之侠者的回归，一方面他们扶危济困，救人于危难之中，另一方面他们不羁的言行使处于枷锁之下的文人心向往之，陶渊明便是此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