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一位名叫郭士立的年轻德国传教士随船登上山东半岛。他惊讶地发现，尽管这片东方半岛上广种葡萄，中国人却只当水果，对酿酒没有丝毫兴趣。作为文化差异的趣谈，他把这事记在了自己的游记里。
这个人后来短暂的一生波澜壮阔又充满矛盾。与之相比，这份游记显得无足轻重。于是直到60多年后，他的德国同胞才知道山东半岛有这么大的商机，兴冲冲地赶到山东。但不巧有人捷足先登买下了烟台西部南山坡非常广阔的一片葡萄园，准备酿酒。
听到投资者的名字，计划开厂的德商们只好知难而退。因为抢他们一先的竞争对手正是张弼士，大名鼎鼎的南洋第一富商。
张弼士
作为中华民族与现代葡萄酒的首次结缘，张弼士和张裕葡萄酒的故事背后充满了非凡的传奇色彩和那个时代独有的烙印。这段故事里，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盛宣怀、马一浮、康有为……那些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都曾穿插在张裕酒厂的历史里。
可惜张弼士各房儿孙无人成器，他百年之后，酒厂迅速衰败，许多资料无人整理又遭大火焚毁。再加上日本占领山东半岛时期，酒厂完全由日方窃占，诸多宝贵内容散逸。如今网上流传的闲谈逸史中，不少都是后人杜撰，反而失去了真实历史本身的魅力。考虑到反正我也没收张裕公司的任何好处，这次作为葡萄酒行业传奇系列中的特别篇，我们来聊聊中国葡萄酒行业的百年传奇——
张弼士和他的张裕。
从难民到南洋第一巨富
张弼士，号肇燮（xie），海外发迹后起别字振勋，1840年广东大埔黄堂乡生人，家中行三。幼年时张家赤贫，仅有几亩薄田。父亲张兰轩是本地乡塾工资微薄的教师，靠兼职看病看风水补贴家用。张弼士18岁那年，粤东大灾，他不得已偷渡至南洋达巴达维亚逃难。（巴达维亚即今印尼雅加达，史料对具体出海时间说法不一，这里18岁源自张弼士孙女婿胞弟，李松庵先生的说法）
综合各类史料，张氏父子求知欲非常旺盛，你看他老爸的兼职范围也能猜到。只读了三年乡塾的张弼士更是如此，他手不释卷，甚至到老年出差时也一定带着书一起走。涉猎范围广至史料、兵法、名商巨贾传记、各国风物志等等。而且知行合一，能灵活运用在经商中。
张弼士发达后重建的大埔豪宅，光禄第三个字为李鸿章手书
图片来源：全景网
此时东南亚都在欧洲殖民者统治之下，列强尽管坐收渔利，却不愿意在本地经商（太懒）。而南洋各岛上的原始部落也无法给殖民者提供必需商品。于是，勤劳肯干的华商移民们成了当地社会运转的润滑剂，被殖民者给予多项优惠条件。人生地不熟的张弼士最早从执行伙计做起，由于为人可靠深得老板赏识。正好老板膝下无子，就把产业和女儿一起许给张弼士，做了他的第一桶金。
南洋主要是零碎小岛为主，当时的殖民者为了偷懒，将各个岛屿的大宗商品税费分割招标。中标者只要按标书支付税码，就能独占本地相关商品贸易。张先生发现，在这做生意颇有攻城略地的意味，适合效法后唐太祖李克用的兵法，务求占据地利。有了初始资金后，他从一些小岛的酒水专营承包做起，逐步扩张。再以此为踏板，发展到典当、布匹等多个领域，大发其利。甚至包括很多资料避而不谈，但让他获利丰厚的一样商品，鸦片。
张裕酒厂里保留的一些百年老桶，大多都来自昔日张弼士南洋橡木种植园
后来荷兰政府招揽富商开垦南洋诸岛，拥有初始资金的早期华商们在各个岛屿广开种植园，一跃成为家财万贯大地主。张弼士更是自1866年开始，在南洋先后开办裕和、亚齐、笠旺、万裕兴垦殖公司，东兴矿务公司，广福、裕昌轮船公司等，资产高达白银8000万两，比肩于此时清政府一整年的国库收入。
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
张先生另一个惊人的品质更为稀有，就是气节。虽然他做生意也逐利，商战也算计人，但观其一生是个非常有民族气节的人，这在风雨飘摇的清末非常难得。富甲一方的张先生曾多次被荷兰人延请，希望他能在殖民政府里兼个一官半职，但张弼士屡次拒绝。别人问他原因，他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掷地有声。
为国为民的机会也很快到来。十九世纪末，勉强开眼看世界的清政府依条约在各国设立领事，无力供养新官的清廷把这些位置白送给世界各地的华人富商。1890年，张弼士出任清政府槟榔屿领事，随即积极响应清政府各类赈灾、捐饷乃至募捐。因为多有表率，他几年后升至新加坡总领事，赏头品顶戴（正一品待遇），成了品级最高的红顶商人。而在此期间，张弼士最突出的功勋就是“招徕华商，振兴实业”，毕竟，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华商。
张弼士着清朝官服
洋务运动后期，清政府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建立一了批现代工厂企业。李鸿章的门生，铁路大臣盛宣怀就积极延请张弼士在国内兴建铁路。久经商海的张先生本就有实业救国的心思，但也要先试试水。结合他酒行和种植业的经验，他准备在国内建设一家西洋式样的现代酒庄。
当时估计没人想到，在张弼士百年之后，这个试水的小项目会是他日后轰轰烈烈的归国投资中，硕果仅存的唯一实业。
山东往事
说起为什么张裕会建在山东，张弼士自己的《奉旨创办酿酒公司记》有记录——
同治十年(1871年)，他在雅加达接受法国总领事处的款待，席间对方奉上好酒，并告诉他，这酒即使在巴黎也价格不菲；如果用中国北方天津、烟台等处所产葡萄酿酒，还会更好。张先生问对方如何确定，法国领事回答说咸丰年间，他作为法国士兵去过天津，曾用当地葡萄和自带的机器尝试，酿出过美酒；当时就想留下在当地建厂。后来中国求和，撤军的时候这个领事怕其他人知道商机，还故意损毁掩埋了机器。
故事虽然被津津乐道，一再翻写（很多再版故事都故意把天津漏了），但我总觉得这则故事可议之处很多。一来山东当地的本土葡萄虽多，却主要是不适合酿酒的食用种。张弼士撰文之时（1898年），张裕已经累计引进欧洲葡萄苗接近一百万株。用当年天津和山东的食用葡萄自酿出超过法国顶级货的酒来，这不太符合科学发展观吧。
另一个根本原因是张先生对洋人的态度，和“见洋矮一级”的满清官员不同，海外打拼多年的张先生早就对来中国混日子的老外见怪不怪了。要真有个不明来路的法国人告诉他某地适合酿酒，他恐怕只会劝对方玩去。他的记录中只字未提对方姓名，又刻意强调对方已把酿酒设备“毁尸灭迹”，连对证的机会都不给。
种种措辞让人怀疑，张先生的这篇《奉旨创办酿酒公司记》，会不会是他活学活用兵法，写给各路官员看得“软文”罢了。
这背后真正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什么法国领事，而是盛宣怀的力荐。时兼任山东胶州半岛地方行政及军事主管（登莱青兵备道的道台）的盛宣怀对山东气候和物价颇有了解，在邀请张弼士详谈日后投资建设大计的同时，也殷勤地满足了张弼士在山东投资建厂的各种需求，包括许可批文、免税、购置土地的便利、甚至帮他确保酒瓶货源……总之能开不能开的后门全开了。彻底打消了张弼士的后顾之忧。
1892年，张弼士投资300万两白银在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清廷要员王文韶亲自签批了该公司营业准照，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和亲笔为公司题写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