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若说李白装点了半个盛唐，那么纵览两宋三百余年，也有这么一个人，在月下独酌，平川纵横，高台放歌，而这个人，便是苏轼，世称苏东坡。

苏轼是宋代文学的代表，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颇有见地，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然而他一生坎坷，命途多舛，虽于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却在途中病逝于常州。

今人念起好酒之客，往往不会提及苏轼。殊不知，他的爱酒程度堪称一个“痴”字，三百余首传世的词作中，“酒”字出现了九十多次。

美酒点燃了苏轼文学创作的火花，激发了他横溢的文艺才华。他既能闲云野鹤，得“几进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旷达情怀；更有细腻之心、豪放之情，谱一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千古名篇。

然而，最特别的是，酒之于苏轼，虽得借酒消愁之用，但绝无逃避现实之效。他毕生颠簸坎坷，终其一生两次在朝，三次被贬，多次外任，中间历经激烈的党争运动。尽管生活不尽如意，酒之于苏轼仍然不是苦闷的象征，而变成了旷达、恬适、乐观的催化剂。

他因为生活中的愁苦而饮酒，可是酒后写就的名章却表现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对美的追求。《虞美人》就是最好的例子：“持杯遥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持杯复更劝花枝，且愿花枝长在，莫离坡。持杯月下花前醉，休问荣枯事，此欢能有几人知，对酒逢花不饮，待何时？”

在苏轼被贬的日子里，酒还拉近了他与百姓之间的距离，使他得到百姓的爱戴。苏轼喜欢同村野之人同饮，在他与酒的面前，众生平等。

除了饮酒，苏轼对酒文化还有其他的研究。其一，在被贬至惠州时，他为当地的酒取过很多名字：家酿酒叫“万户春”，糯米酒叫“罗浮春”，龙眼酒叫“桂酒”，荔枝酒叫“紫罗衣酒”等。其二，他也会自酿美酒，曾以蜜酿酒，写就了《蜜酒歌》一诗，又酿得过桂酒，便著了《桂酒颂》，甚至还把自己的酿酒所得写成了一部《东坡酒经》。

杯酒人生，诗酒人生。苏东坡自谓“岂知入骨爱诗酒”，举杯痛饮，提笔作诗，莫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