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警方在武汉打击了一个勾兑“牛栏山”酒的假冒团伙，他们用劣质散装酒勾兑了7000多瓶牛栏山，导致11人被刑拘。

这个团伙的伪劣牛栏山其实并不高明，用一些几块钱的劣质白酒装瓶兑水、贴标后，就流入销售市场了，可就算这样，也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这个新闻，不禁让人想到5年前大兴安岭的一次打假。

当时，负责食品药品监督的民警走访餐馆时，有员工透露说：“有人向他们低价推销牛栏山。”

起初，民警也没太当回事，但是走访多家餐馆后，都听到了与牛栏山挂钩的一个叫“郑某”的名字。

于是，民警多了个心眼，就近找到正规的牛栏山二锅头代理商询问牛栏山的价格。

从他们口中，民警了解到牛栏山近日并无优惠，铺货价格一直是在14——16元之间，从来没有低于14元销售出去过，更不会像“郑某”所说，可以买12瓶赠送4瓶那么大力度的优惠。

代理商问：“这会不会是假酒？”

当民警们确认这个事实后，就开始跟踪“郑某”。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郑某并迅速将其控制，接着他们顺藤摸瓜又找到了郑某租用的仓库，及里面存放的十多箱劣质牛栏山二锅头。

此后，为了彻底端掉假冒白酒的团伙，“7.13”专案组在大兴安岭正式成立。

从三级销售郑某开始，民警们找到了他位于北京的上线郭某，并锁定了位于河北涿州的制假团伙钱氏家族。

就这样，他们一路查，一路惊讶。

这个钱氏家族把假酒的制、藏、贩做成了一条龙的“牛栏山”商业王国，形成了四个独立假货制造点。

每个点虽然都是家族掌控，但是分工明确、制度严谨、设计精良。

姨妈是负责洗瓶子的、姨夫是负责扫码的、父亲和母亲是负责贴标签的……

在他们的制假场所，不仅有成品假酒300余箱，还有大量的空瓶、商标、机器等物，他们甚至还有防伪标识。

民警说：“这伙人已经形成了规模，仅他们的那台激光扫码防伪机器就价值十多万元，肉眼根本无法识别真假。这在制假团伙中是非常少见的。”

为此，有民警把这批假酒拿到厂家鉴定，如果不是真伪放在一起供行家识别，普通人很难看出区别。

真假酒的区别，第一个就是瓶盖盖身明暗度的差异性，真酒瓶盖更亮一些；第二个就是瓶身字体轻微的区别；第三就是酒味道本身的差别，这也要老酒友才能品尝识别的。

能让这个制假团伙如此耗心竭力花心思的原因，当然就是高额的利润。

据钱氏家族透露，他们不做勾兑酒，因为容易被人识破，他们都是花低价去买来散酒装瓶，这样一瓶假酒的成本会高一点，但也就2.8元而已，比起利润而言，简直是小意思。

这也是北京的郭某愿意与钱氏家族长期合作的原因之一。

当年，两个想赚大钱的人偶然相识后，不约而同地表示想做“牛栏山”，于是位于河北的钱氏找到隐蔽的村庄开始制酒，而位于北京的郭某则负责开拓市场。

一段时间后，钱氏家族发展成一个流水线的家族企业，而郭某也有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销售团队。

他们二人一个负责制、一个负责销，顺畅合作多年，直到案发时，销售团队已经覆盖15个省市，涉案人员达到147人，涉案金额也到了惊人的4000多万元。

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年销售60多亿元的大型白酒企业，就没有自己的打假办法吗？为什么允许假货横行多年？

专家分析，这大概与该企业相对低端的主品牌，以及它过于大商制度的销售模式有关。

首先大量低端的主品牌广告，吸引了制假团伙的眼光，就像当初的钱氏家族和郭某看上牛栏山一样。

然后大商制度的销售模式不能做到全面下沉，让底层市场出现漏洞，导致假货市场的土壤被催化出来。

当牛栏山的案件爆发时，白酒分析师欧阳千里就说过：“市场越核心，老百姓的消费就越集中，假货市场的土壤就会越肥沃”。

所以，当牛栏山二锅头已经奠定品牌基础后，想要继续追求“销售极简”模式，就应该精细管理方式。

如果想要两者都做到极简，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假货泛滥，毕竟，高额利润下，人性是最不可被测试的，而人心也是最难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