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健康是一个争议了数千年的话题。学术界有一个“医源于酒”的观点，认为饮酒对身体健康是有益的。譬如《黄帝内经·灵枢·论勇》就说，“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剽悍”，可以激发人的勇气和潜能。此论甚得纵欲养生论者的欢心，一派认为，饮酒可以“蠲除百病，令人轻健”；一派认为醉者神全，忘却忧惧，因为无忧，所以长寿；另一派则认为酣醉可以避祸，因为人们对于醉酒之人多有宽恕。于是东汉末年就有“服饰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民间诗歌，认为人生苦短，当华服、酣饮，及时行乐。

然而人们同时也意识到饮酒的两面性，有其利必有其害。最著名的，莫过于《战国策》所记载的仪狄酿成美酒献给大禹，大禹饮后“甘美之”，继而反思道：“后世必有因酒亡国者。”用现代科学术语讲，酒会刺激大脑神经从而使人兴奋，这恰是统治者必须要克制的。于是又有人说人在饮酒之后容易口无遮拦，因而导致祸从口出。但真的喝到即使口无遮拦也能避祸的地步，如刘伶者，把自己喝到一无用处的地步，则真的是“非摄生之道”，叫他的妻子痛心不已。

禁欲也好，纵欲也罢，但酒却是人类难以割舍的饮品。而最能把握其中分寸的，当属孔子，可以“唯酒无量不及乱”，但这个表述流于模糊，对人们的日常饮酒并无实际的指导意义。

直到宋代，随着酿酒业的高度发达，人们对于理性饮酒的反思也越来越系统而深入。北宋邵雍有一首《善饮酒吟》：“人不善饮酒，唯喜饮之多。人或善饮酒，唯喜饮之和。饮多成酩酊，酩酊身遂疴。饮和成醺酣，醺酣颜遂酡”。代表了宋代对于饮酒的基本理念。

不过，宋代的饮酒思潮也经历过一段崎岖的变化。北宋初年有一位饮酒达人叫石延年，不仅酒量惊人、嗜酒如命，而且竟把酒喝成了行为艺术，发明了诸如鳖饮、巢饮、鬼饮、鹤饮等惊世骇俗的喝酒方法。而另一位酒诗惊天的大文豪苏轼，尽管是一位酒量小到闻酒辄醉的主儿，却把饮酒之趣和诗文一起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而之后的柳永、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各个都是诗因酒成，酒以诗名，这一传统传承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纵观史上好酒之人，凡是把饮酒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甚或生命形态者，所追求的境界大致都是形神相亲。“形神相亲”的典故出自《世说新语》的“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形容没酒喝就会魂不守舍的样子。形神相亲是中国传统养生论的主要论断，形容人的精神和身体达到最佳的平衡或者融合，才是生命最佳的状态。形神不复相亲，就是指而这不平衡，不融合。如果用现代的话语讲，就是酒精依赖。酒精依赖分两种，一种是生理性酒精依赖，一种是精神性酒精依赖。形神不复相亲则应归属于精神性酒精依赖的范畴。

不过，中国的哲学里来讲求两面性，以及两面性相互转换的“化”功能。这种哲学意识形态在饮酒中则体现为把饮酒作为快乐的事情，但对饮多饮少并无量化的规定。由此可见，科学精神少而人文精神多。

在“中国酒业协会酒与社会责任促进联盟年会”上，中国酿酒大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副院长张五九教授以“只要适量饮酒，定能快乐生活”为主题，对理性饮酒的量化标准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他承认因为个体的差异以及酒的品质不同，适量饮酒在中国难以量化（在世界范围内同样如此），但他建立了一个快乐饮酒的研究模型，从准备饮酒、饮酒过程、饮酒以后和饮酒后继四个阶段，对饮酒给人的大脑神经所带来的变化曲线，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因此得出初步设想：适度饮酒可以提高人体兴奋指数，建议创建基于“细胞自噬”开展酒与健康的研究，即针对中国白酒对细胞自噬活性喝健康功效的影响，建立科学完善的实验评价体系，并由此倒推，给消费者的理性饮酒、健康饮酒提供科学指导。

不过，尽管是以科学指导为名义，但形神相亲、快乐生活，仍然是他这一设想成立的首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