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思维的角度来讲，或许没有人愿意自降薪酬换工作，李一诺却这样做了，并且做的理所当然。事实上，在李一诺的人生轨迹中，她从未停止过折腾。

李一诺打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山东保送进清华大学生物系本科，又一路成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子生物学博士，却最终放弃科研进入完全陌生的商业领域，成为全球知名咨询机构公司麦肯锡中的一员。

少数裔、毫无商科背景，比起跟她一起入职的MBA毕业生们，28岁的她，突然从一个“聪明能干的学霸”成了“啥都不行”的边缘人。自信全线垮塌半年后，李一诺做的一个数据模型获得当时麦肯锡的一位全球副董事的当面夸奖，这成为她在麦肯锡的重要转折点。

2011年，34岁的李一诺迎来了在麦肯锡的另一重要转折，成为麦肯锡的全球合伙人，彻底告别6年前藏的严严实实的自己。

李一诺暴风成长期间，由比尔·盖茨夫妇创立的基金会也将目光瞄准中国，并于2007年在北京设立海外第一家代表处。李一诺这个在中国成长，又在美国接受教育，且熟悉美国的职场精英，自然备受盖茨关注。

在麦肯锡工作了10年，成为仅有的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全球合伙人之一，要放弃这份工作，李一诺是迟疑的。一次与比尔·盖茨先生两小时的面谈，让她意识到全球健康领域仍存在的巨大空白——“现在每年仍有32亿人受疟疾威胁，2亿人得病，50万人死亡”。基金会想做好事，并想做得好，李一诺被打动了。

考虑再三，2015年，李一诺自降薪酬，加入了盖茨基金，这是一个在外人看来“自杀式”的跳槽。

随着跳槽而来的是一份面临更多复杂问题的工作。首先，盖茨基金会工作的核心是解决更大的、更复杂的、着眼全球的问题，包括支持中国加快实现自身一些重大健康和发展领域的目标和进程，如公共卫生领域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控、控烟等；以及，支持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健康和发展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而这只是摆在明面上的复杂。

更棘手的暗流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刻板理解。为此，她带领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花了9个月做战略，分了四大块，第一块就是讲中国的农业，用英语，用他们能听得懂的方式去分析中国的历次农业改革。

三年来，可以说李一诺的成绩斐然：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核心预算涨了四倍，开始支持中国扶贫、支持中国药监局改革、中国农业经验支持非洲发展等新的大项目，还有更多西雅图的项目团队将中国纳入自己的核心战略，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来实现全球项目目标。

如今，41岁的李一诺并没有停下脚步，面对未来，她给出了开放式的答案，“41岁的李一诺，人生不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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