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酒报首席记者 杨孟涵

在定制（贴牌）这种新兴的商业模式上，法律负有规范其最低行为标准的责任，而行业协会应更多考虑建立“退出”机制，运用行业舆论与专业力量，维系一种健康化的竞争机制。

5月28日，遵义市酒业协会发布《关于规范定制（贴牌）酒生产销售行为的通告》，这是继去年6月整治串酒、今年4月《遵义酱香型白酒“年份酒”》团体标准立项后的又一专项整顿行动。

如果说此前关于整治“串酒”的相关措施、酱香“年份酒”团体标准立项的努力，立足于为酱酒产区保“质量”的话，那么，此次出台规范定制（贴牌）酒生产行为的措施则立足于对商业模式的整顿。

根据这项通告，一是要求各酒类生产企业需在5月31日前对所有定制（贴牌）产品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凡生产包装有各类不规范产品及包装物自行销毁；二是6月1日起，所有酒类生产企业的各种定制（贴牌）酒必须向遵义市酒业协会进行详细的实物报备，由市酒业协会出具批准书方能生产销售。

出台如是措施的背后，是定制（贴牌）模式几近泛滥的现实。

相关调查显示，截至5月30日，贵州省仁怀市在1年之内新增的酒企公司就达3647家。依据知情者的分析，这些新增企业统统没有生产能力，大多采取定制（贴牌）模式，在仁怀本地寻找能生产的企业或直接采取兼并模式获取生产力。

但是依据成本最低的经济化考量，实际上大多新增企业都是采取前者，即定制（贴牌）模式来生产。而在以茅台镇为核心的仁怀本地生产型企业中，面对热钱的纷纷涌入，大多也乐意采取这种贴牌模式来实现短期的急剧扩张。

一端代表着资本对热潮的迎合，另一端（生产企业）代表着对资本的迁就。两相迎合之下，贴牌模式越演越烈。

这种乱状构成了遵义酒协出台围剿措施的基础，在这一次的通告中，“一次性全面清理”“报备生产”⋯⋯各项措施可谓极其严格，在酱酒热如火如荼，业外资本大量涌入的当下，可谓是意图纠正乱象的“重典”。

不过，严刑峻法之下依然潜藏着不小隐患。对解释权的收拢与先天执法权的不足，或使这场“规范行动”达不到外界所期待的效果。

按照这则通告的要求，“一次性全面清理”的对象，指向于“生产包装有各类不规范产品及包装物”的企业。

那么，何谓“不规范”呢？按照通告的初衷，当是针对那些虚标、乱标、碰瓷名酒的行为，但在通告原文中语焉不明，如何认定？又由谁来认定？这是一个问题。若将这项权力收拢至当地协会，是否会产生矫枉过正或赏罚不明的现象呢？

此外，所有“定制（贴牌）酒必须向遵义市酒业协会进行详细的实物报备，由市酒业协会出具批准书方能生产销售”的规定，是否有法律依据？

按照现行法律体系，行业协会的规范，于会员单位来说，它的法律效力更多是一种“契约式”约束，那么其是否具备强制力？若会员单位不遵守或面对非会员单位又该如何呢？

实际上，面对商业乱象，法律是最底层也是最具强制力的约束，而行业规范则是相对更高但力量偏弱的选项，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够确保常规机制的建立。在定制（贴牌）这种新兴的商业模式上，法律负有规范其最低行为标准的责任，而行业协会应更多考虑建立“退出”机制，运用行业舆论与专业力量，维系一种健康化的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