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背后的王维，是中国软弱阶层的代表

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

这两句诗摘自于王维诗《新晴野望》。照片拍摄于从辽宁到长春的高速公路上，靠山屯一带。去年冬天的雾霾天里，看这样的照片，心情格外复杂，一切尽在不言中。王维的山水诗，以清新优美见长，不过王维早年，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极其雄浑的边塞诗，意境开阔，这种风格在他的山水诗中也有闪现。摄影：李寻

文/高远

王维，盛唐著名诗人，生于公元701年，卒于761年，祖籍今山西祁县，后搬迁至今山西运城永济市，他的父亲做过汾州司马。王维少时聪颖，善诗、书、画，15岁到长安，很快就成为文艺圈的宠儿，《新唐书》记载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17岁时，他就写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如此千古名作：“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确才高八斗。

21岁时，王维中状元，官拜太乐丞，后调任济州参军，张九龄拜相后，担任右拾遗，张九龄罢相后，担任监察御史，其后奉命出塞，调任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返回长安后，王维一路升迁，官至给事中。

安史之乱中，王维没有随玄宗一起出逃，而是在叛军安禄山政权里担任了伪职，唐军打败叛军后，王维本来应该被斩，但他的弟弟王缙平叛有功，请求削籍替兄赎罪，又据说王维曾在担任伪职期间，曾写有《凝碧池》一诗，其中有“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的句子，表达了自己对唐王朝的思念之情，因而唐肃宗便免了他的死罪，其后还让他继续做官，从太子中允，到兼迁中书舍人，终至尚书右丞，后人称王维为“王右丞”即由此而来。

从以上王维所担任的官职来看，他的官做得不大，最大也就四品，而且基本上都是闲职，这就为王维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条件。中年以后，王维在蓝田辋川买了初唐时期诗人宋之问的一套别墅，一直到安史之乱前，他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过着半官半隐、寄情山水的生活，他开始信佛，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有论者说，王维之所以半官半隐，是因为奸臣李林甫当政，他的理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只能过这样的日子。此话不客观，真实情况是：王维的政治靠山张九龄失势、李林甫得势后，王维在仕途上反而一直升迁。当然，王维也没有和李林甫一党搅到一起，这也不是他们之间有什么政治理念的差别，主要是他看不惯他们，觉得气味不相投，不是一路人，他的心中当然也有失意，但不是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而是自己的朋友没有在朝中主政了，换了另外一批自己看不惯的人，所以也就索性什么都不操心了。

王维是一个想过舒服日子的人。什么是舒服日子呢？就是在朝廷做官，领一份工资，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很好，但又没有什么太多具体的事情做，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游山玩水，吟诗作画。关于这一点，王维自己倒说得坦率，他曾这样写道：“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他甚至还曾善意嘲笑过陶渊明：“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意思是说陶渊明完全隐居是不对的，所以他就这么半官半隐着。

王维的这种生活状态，名叫“朝隐”，意为隐于朝廷，或者叫“中隐”，这种生活是很多官场中人所向往的，同为唐朝诗人的白居易甚至专门写过《中隐》一诗以表心迹。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心态，说白了就是消极怠工，浑浑噩噩混着，自己却以为清醒得不得了。

晚年的王维，心情并不平静，没有了中年时的那份闲适，担任过伪职这一历史污点，一直折磨着他，他的诗写得少了，反而是写了多篇文章，反复说的就是自己有罪，而皇恩浩荡，自己很惭愧之类的话。他更加沉迷于佛事，甚至把辋川别墅都捐了出来当作寺院，真真是“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总之，王维是一个才华出众、聪明和性格软弱的人，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想舒舒坦坦活着。他出生官宦之家，过惯了优越富足的日子，所以他日后也就半官半隐地生活着。他在安禄山政权里担任伪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性格软弱，不想过苦日子而已。一个寄情山水，号称心性淡泊的人，最后却会投降敌军，抗战期间，鼓吹闲适文章的周作人同样做了日本人的汉奸。清醒乎？糊涂乎？

王维的诗，今天留存四百余首，大致可以分为边塞诗、赠别诗和山水田园诗，他在每一个类别里，都有传诵不衰的杰作。

王维的边塞诗，大多作于他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做官之时，河西走廊、大漠风光和英雄往事，激发了他生命天性里热血的一面，早年他就写过《少年行》，“纵死也闻侠骨香”，意气风发，肝胆舒张，而他的边塞诗，基本上是他这种情怀的延续，辽阔苍茫，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便是！

王维的赠别诗，见于他创作的每个时期，都写得真挚动人，最有名者莫过于那首《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但让王维之所以成其为王维的，却是他的山水田园诗。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大多作于他的中年和晚年，最有名的《辋川集》，就写作于他中年以后半隐于辋川的那一段时间。

论者言及王维山水田园诗，一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来自于苏轼；一说是有禅境，王维有“诗佛”之称，一是他确实信佛了，二是他的诗里确实有一些顿悟、空寂和禅意在里面。

笔者同意这两种论点，王维的诗，语言天然，善于造境，的确是读诗如观画，而且是那种美轮美奂的画。

笔者对王维的田园山水诗有另外一些理解，是在比较了王维和陶渊明之后得出的。

整体感觉是：陶渊明的诗偏暖调，读之有温暖感，而王维的诗偏冷调，读之觉得清冷。比如陶渊明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王维则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遍，人访荜门稀。”相比而言，陶渊明的诗里有日常生活的温度，王维的诗里则少这种内容。

陶渊明的山水田园里，有众生的影像与声音，有他们具体的喜怒哀乐，比如他穷得没钱喝酒了，想去邻居家讨酒喝，临到门口了心又犹豫，但邻居善解人意，什么都不说就拉他坐下喝酒；而王维的诗里，更多的是自己孤独的影子，比如他这么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或者他写到了其他的人，也只是诗里的一个意象，比如他偶然遇到的“林叟”，他看到的洗衣女等等，美则美矣，但面目却是模糊的。

即便是写自己的家，两人也大有不同，陶渊明说：“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内心有所依靠；王维却说自己的辋川别墅，只是他“好道”的一个地方，类似于修行的地方，他在这里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可以这么说，王维只是一个远远地打量风景的人，陶渊明则时不时走进了风景里，与风景融为了一体。拿摄影作比，王维是一个拉长焦拍照的人，陶渊明则是先架好相机，然后走进了镜头里，把自己和风景和其他人拍了进去。

归根究底，在于陶渊明本身后来成为了一位劳动者，他之所谓隐居，是真正回到地里干活去了，王维呢，他是有闲阶层，不是劳动者，田园生活的旁观者而已。比较一下两人的以下两首诗，就能看明白。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王维的《渭川田家》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同样写的是农家劳动，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笔下“带月荷锄归”的农夫，就是他自己，王维所写的“荷锄至”的田夫，是他所看见并观察的对象，所以两者的情境是不一样的。细细体味，陶诗里有一种劳动者特有的内心的平和，王诗虽然也写了劳动，写得也好，但充其量只是旁观者的一声喝彩，所以他羡慕并“怅然”。

陶渊明和王维，是中国古代山水诗最杰出的代表诗人，以上对比并不是要分清楚两个人水平的高低，实际上他们在艺术性上很难分出高低，都写得那么好，无可挑剔。笔者在此仅仅谈的是一个最直观的阅读感受。如果更深入探讨的话，陶渊明温暖的笔触之下，也是带有幻想的，真实的农民的生活也不是他所说的那么美好，一个常年干活的农民巴不得不干活去当官呢，所以陶渊明的诗也是有所粉饰的，他毕竟也做过士大夫，思维也仍然是士大夫式的。王维的山水诗更多的是表现了在官场上摔过跟头的失意士大夫绝望的一面，仕途混得不咋样，就去山水里找找人生的意义。

王维和杜甫是同一个时代的诗人，两人没有过多交往，但应该打过照面，因为王维是岐王的座上宾，而杜甫也曾在岐王府里混过生活，他赠诗给名歌手李龟年的诗便是明证：“岐王宅里寻常见”。安史之乱后，杜甫闻听皇帝宽恕王维之罪后，还写诗遥遥表示了安慰。

现在看来，两人同是唐代杰出的诗人，但在当时，两人的境遇可谓天差地别。王维少年得意，衣食无忧，杜甫苦苦挣扎，到处求官而不得，还经常为吃不饱饭而发愁；王维当时诗名满天下，众多诗作谱成歌曲，四处流传，是当之无愧的当红诗人，杜甫则籍籍无名，当时流行的选本几乎都没有选他。

更意味深长的是，如果不去翻年谱，而仅仅只是读诗，根本看不出来两人同处一个时代。

杜甫的诗，给我们描绘出的是一个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时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等等。王维的诗，反映的完全是另一番人生：“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或者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多么的恬静美好。就个人命运而言，杜甫颠沛流离一生，最终还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客死他乡，王维最终皈依佛老，安然去世，去世前还有条不紊和亲人一一道别。

相比而言，谁反映的时代更为真实呢？

答案是：都是很真实的，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也都真实地写出了自己的生活状态，不过由于两人所处的阶层、所站的立场不同，导致了反映出的时代景象并不一样，把他们的诗对比来读，才能更全面的看清一个时代，或者可以这么说：有杜甫，就一定会有王维，反之亦然。

杜甫，包括前文所提过的陶渊明，他们虽然做过几天官，但总的来说，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要他们是真实的写作者，他们的诗歌就必然会反映出更广阔的现实，必然会带有更强的人民性。王维一直生活在上流社会，迷信佛老，对民间疾苦没有杜甫那么感同身受，所以他的诗歌反映的现实相对狭窄，更多偏向于个人趣味。

这样的例子，每个时代都有，拿现代文学史来说，日寇步步紧逼的时候，鲁迅一直硬扛着，他的胞弟周作人后来不就投降了么？国破家亡了，不是既有艾青、田间这种唱起战歌的诗人，也有梁实秋这样的雅舍文人么？当然，也有先是沉浸于个人趣味，后来走向宽阔的诗人，比如戴望舒，早年他是曲调优美的“雨巷诗人”，晚年由于身陷日军大牢，转而写出了“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样激烈反抗的杰作。

即便是面对同一个公共事件，杜甫和王维所写也是不一样的。唐军收复洛阳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这么写的：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唐军收复失地，王维重新做回唐朝的官，他的心情是复杂微妙的，在《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这首诗里，他只是如实写了文武百官如战乱前一样正常早朝的情形：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后来他又变得意兴萧索，还是想寄情山水，做一名隐士，逃避他所经历的一切，比如这首《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

寒更传晓箭，清镜览衰颜。

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

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

借问袁安舍，翛然尚闭关。

对比战乱后杜甫和王维以上这几首诗作，可以看出，杜甫由于身处朝野之外，没有参与具体的政治活动，所以他一直还保持着理想主义者的激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他才会“涕泪满衣裳”，才会“漫卷诗书喜欲狂”。王维则不同，他刚刚经历了一次政治上的灾难，虽然死罪免了，但心中惶恐，也还有愧，作为与杜甫不同的局内人，他也对现实政治看得更为真切，所以他的诗作则要冷静得多，意境也是萧索的。

王维是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的诗人，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他的诗作有极高的艺术水准，而且朗朗上口，利于传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诗，非常真实地写出了官场中闲适或者失意官员的心声，王维那种半官半隐的生活，的确很让人向往，谁都想不干活就拿钱，然后有充分时间去经营自己的爱好。他那些人生不得意就纵情山水、在山水间寻找人生意义的诗作，描绘得如此美轮美奂，更是在很大程度上给了失意官员或者文人以慰藉，让他们不致于绝望，让他们为自己的软弱或者在现实中的无能无力找到了体面的借口，潜台词就是：既然别人都那么活，更确切地说，既然王维都那么活，我当然也可以那么活。

中国古代诗歌很重要的一个传承渠道就是士大夫阶层，失意的士大夫承继了王维的诗歌传统，那些还没有经历太多现实磨难、正在奋进中的士大夫承继了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传统。当然这么说有一刀切的嫌疑，因为人是很复杂的，有得意奋进的时候，也有失意消沉的时候，这大概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接受他们的原因吧。

王维留下了美轮美奂的山水诗，写作这篇文章的初始动机是按照王维诗歌中的意境去摄影以及寻找相关的摄影作品。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中国古诗中的山水更多是一种心里的意境，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物，即便是面对着“清泉石上流”的真实场景，拍下来也难以呈现那种意境。但多少还是找到了一些照片，有聊胜于无吧。这次工作也让我们体会到以文字为载体的艺术，和以实景为载体的艺术各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可以互通，但难以互相取代。摄影可以有诗意，但永远拍不成诗歌。

山水背后的王维，是中国软弱阶层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