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实业巨子周学熙

周学熙像

周学熙 (1865—1947)，字缉之，安徽至德(今东至)人，民国初年财政总长，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实业家，和张謇并称 “南张北周”

周学熙 (1865—1947)，安徽至德(今东至)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实业家，和张謇并称“南张北周”。周学熙在民国初年担任过两次财政总长，兴办了一系列企业，包括水泥、煤矿、纺织、玻璃、陶瓷等行业，是华北地区近代民族工业的奠基人。

周学熙在早期的仕途上，得到其父周馥官场关系网的帮助很大。周馥做过李鸿章幕僚，追随李鸿章40年，曾任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周学熙二十多岁时考中举人，之后到北京会试屡次落第，1898年，他捐了个道员的官衔，很快被安排到开平矿务局。开平煤矿是由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于1876年筹办，号称“中国第一佳矿”，周学熙刚去，就当了会办（副职，地位仅次于总办、督办，总办张翼是他的七弟周学渊的岳父），第二年就当上了总办。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开平矿被英国商人使用手段侵占。周学熙拒不在合约上签字，辞去了总办职位，次年以候补分发山东。当时的山东巡抚是袁世凯，袁世凯和周馥在李鸿章手下共事时关系不错，后来又结成了亲家，所以周学熙一到济南就受到重用，开始筹建一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学校。当年十一月，山东大学堂宣告成立，课程内容既有经学，也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语。山东大学堂是继京师大学堂后，各省中创办最早的新式大学堂，就是今天山东大学的前身。

山东大学堂成立不久，袁世凯就前往天津担任直隶总督，周馥改任山东巡抚。周学熙需要回避，于是也去了天津。当时八国联军兵祸刚过，私钱泛滥，袁世凯委派周学熙办银元局铸铜元以稳定经济。周学熙在厂房、机器、资金和工匠等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用了三个月建成了造币厂，每日铸币三十余万枚，铜元发行后大受欢迎，银元局很快还清了筹建造币厂时的借款。

1903年3月，袁世凯派周学熙赴日考察工商。日本的现代化建设对他触动很大，归国后，他向袁世凯建议成立工艺总局，向社会灌输“工业为富强根本”的思想，在直隶地区把工业化发展起来。袁世凯遂任命周学熙为总办，于当年9月开办了直隶工艺总局，以各种方式引导民间创办实业。周学熙认为，要发展实业，就得有稳定健全的金融体系作保障，“盖必先有健全之金融，而后有奋兴之实业。”1906年，他又督办了天津官银号，将营业范围扩大至民间。加上此时造币厂生产已步入正轨，一年利润可得七八十万两银，周学熙考虑后，认为兴办实业条件成熟，于是决定趁着全国大兴铁路的机会，办一个水泥厂。

1906年7月，水泥厂建成。它的前身是1889年唐廷枢创办的唐山细棉土厂，1900年被英商连同开平煤矿一同侵占。经过一再交涉，周学熙以7.4万元低价赎回，更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实业巨子周学熙

启新洋灰公司成立后，周学熙向天津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各借50万银元，购买新式窑磨及进口设备，并在当地勘察找到了原料。相比早先的唐山细棉土厂，生产成本低，产品质量高。启新的“马牌”水泥投入市场后销路大畅，在全国设了六十来个销售处，一直卖到了长江流域。周学熙看准了市场对水泥的急度需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在十余年间增设了三个新厂，并收购了竞争对手湖北水泥厂。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启新洋灰公司的水泥一度垄断了中国市场，在解放前，是中国最大的水泥公司。除了水泥厂，周学熙还投资建立了马家沟机器制砖厂(今马家沟耐火材料公司)、启新磁厂(今唐山陶瓷厂)、启新机修厂(今唐山盾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初步形成了近代唐山建材工业的格局。

周学熙对开平煤矿被占一直耿耿于怀，收回唐山细棉土厂后，他于当年冬天向袁世凯建议，“以滦制开” — 在开平矿附近，再办一个比开平规模大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围住，然后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最终达到收回的目的。

这个想法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1907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学熙出任总经理，以50万两官银启动，另募200万两商股，明确表示“招股权限为华商，概不搭入洋股”。为表示官方态度，袁世凯宣布“滦州煤矿三百三十平方里严禁他人采矿”，同时明定该矿是北洋官矿，为北洋军需服务。滦州开矿后，周学熙既引进了最新式的采煤机械，也土法挖了很多小煤窑，力求尽快扩大规模。从1908年正式投产到1912年，滦州煤矿产煤80多万吨。英商从一开始就动用各种关系对滦州煤矿进行打压，甚至亏本卖煤打价格战。周学熙向洋行借款维持生产运营，又遭到开平公司的暗中阻挠，最后不得不发行了150万两的债券。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滦矿的股东们见政局不稳，纷纷要求同意开平煤矿“联合营业”的建议，以获得英国庇护。周学熙最后只得接受合作谈判，1912年6月，开平、滦州两矿达成协议，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管理权由英方把持。

周学熙对此结果非常失望，拒绝出任新公司督办。此后近三十年中，开滦煤矿始终被英资公司控制，1941年被日军侵占，日本投降后又被英资控制，直到1952年才彻底收回。

不过，周学熙也承认，开滦联营后，拯救了滦州煤矿。从1912年到1932年，滦州煤矿的净利润累计达到4614万元，年均230万元。滦矿利用积累的资本，投资兴办了一大批企业，如华新纺织公司的唐山、卫辉两厂，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华新银行也有滦矿的资金投入。

开滦合并后，周学熙在袁世凯政府里担任过两次财政总长，1916年辞职后，他去了天津，着手兴办计划了很久的纺织厂。纺织厂选在天津，和他当初开办工艺局鼓励工商业关系很大：当年直隶地区实习工场培养出的工徒大多是织布、印染行业，到1915年时，山东、直隶形成了多个织布生产区，对纱锭需求很大。1918年6月，华新纺织公司正式开工生产，时值一战末期，天津棉纺工业缺少外资竞争，到1919年，华新就获利140万元，而其总资本也不到200万元。之后，华新公司又陆续在青岛、唐山、汲县（今卫辉）开办分厂。发展到最繁荣时期，华新公司股本达932万元，纱锭近13万枚，工人数近9000余人，构成了华北最大的华商纺织工业体系。

1919年，周学熙又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附设一个保险公司），为发展实业提供资金支持。中国实业银行初期资本近四分之一来自启新、滦矿和华新三大公司的投资。实业银行总行设在天津，并于北京、济南、上海等重要城市和商埠设分行，后来为了方便华新四个纱厂的资金运转，1923年又另行创办了华新银行。周学熙所办的实业，也有不成功的。1908年，周学熙受清政府委派，开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北京城内井水不宜饮用，居民多是买城外挑来的水，非常不便，自来水公司计划铺设管道，从城外引水进城。创办公司的消息公布后，各方都认为必能获利，认股者颇为踊跃。经过复杂的线路筹划和施工，自来水工程于1910年2月全部竣工。但令人意外的是，自来水公司经营并不顺利，城内居民或是不愿使用，或是想方设法偷水，公司建成后连年营业不佳。

周学熙不仅通过兴办实业为北洋军阀集团创造了财富，也通过财政手段扭转了民国初年的经济窘境，时人赞誉他为“北洋实业之导师，民国财政之权威”。他在民国时期担任过两次财政总长，第一次是1912年。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周学熙于当年7月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周学熙刚接手这个工作时，民国政府的财政情况很不好，清朝国库没留下多少钱，各省的税赋收不上来，还总是跟政府要钱，民国政府只能走清政府的老路——借款。周学熙当财政总长几个月前，总理唐绍仪曾向垄断对华借款权的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商洽借款事宜。四国银行团提出以监督北洋政府财政和军事为借款条件，全国舆论大哗，唐绍仪只好放弃，又联系了一家比利时银行。四国银行团得知后，由政府出面向袁世凯提出了强烈抗议，又搅黄了唐绍仪办理的借款，唐绍仪愤而辞职。

周学熙出任财长后，不得不和国务总理赵秉钧重新与银行团交涉。谈判期间插曲不断，到1913年4月终于谈妥：由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向民国政府出借2500万英镑，但扣掉佣金、之前欠款及各省借款等之后，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拿到手的尚不足1000万英镑（约合1亿银元），而到期归还的本息则高达6785万英镑；借款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银行团同时还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周学熙本人对此次借款也是有苦难言，形容为“饮鸩止渴之谋”。大借款协议签订前夕，宋教仁遇刺，黄兴等人怀疑是袁世凯所为，认为他力促借款原因之一是筹措军费同革命党开战。作为大借款的主要操办人，周学熙受到了舆论及革命党人的猛烈攻击。周学熙抵挡不住压力，借款签字不久后即辞去财政总长一职。

大借款实行后，民国政府的财政出现了好转。袁世凯打算称帝，为筹措经费，再三要求周学熙再次担任财长。1915年3月，周学熙就职，在财长的位置上又待了一年多。周学熙两次任财长期间，他的财政政策主要有：

一，明确提出国家税和地方税概念，二者不相混淆，同时明文规定了各税种的归属。这是周学熙1912年初任财长时就开始做的工作，1913年底政府出台了相关法案，又设置了国税机构进行征收。由于主要税源都被划归中央，地方只征收一些杂税，地方拒不配合，到1914年国税征收机构就被撤销。

二，盐务收归中央。辛亥革命后，各省相继独立，盐税为各省所控制。1912年9月，周学熙在财政部内设立盐务筹备处，1913年起，开始将所有盐务收入款作为中央专款存储。随之周学熙又设立盐务稽核机构，形成了一个盐务行政和盐税专业管理体系。盐务为民国政府带来了不少收入，1912年民国政府实收盐税1660万元，到1914年，盐税收入就达到了6800万元。

三，统一币制，确立金汇兑本位制，发展银行业稳定金融。当时东南各省为筹措军费，滥发纸币，西北经济恐慌，纸币不受欢迎。周学熙建议收回全国纸币，开设中央银行管理国库、发行新货币，发展商业银行、国际银行完善银行业，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因为种种原因，币制并未真正统一，银行业的发展也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直到1919年，他还在为此惋惜，认为中国实业不兴，和银行业不发达有很大关系。

四，引入新税。周学熙借鉴西方税项，加征印花税和所得税，印花税于1913年施行，印花税税负轻微、成本低廉，能为国人所接受，年收入能有两三百万元。除此之外，他也曾计划征收所得税和遗产税，但未能实行。就是靠着这种不择细流的开源手段，政府财政状况有了好转，到1915年，国库每年能结余两千万元左右。

1915年8月，杨度等人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组织了“筹安会”，公开鼓吹复辟帝制，周学熙明确表示反对，辞职不成，被袁世凯软禁于北海见心斋。直到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周学熙才辞去财政总长一职。之后他再度投身实业，又陆续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华新银行等几个企业。

到1924年为止，周学熙共创办了大大小小十余家企业，他成立了实业总汇处，以统筹管理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厂及耀华玻璃公司等，之后陆续辞去各公司职务，1931年后，基本从实业界退出，以读书、念佛自遣，1947年在北平去世。

关于退出实业界的原因，1925年，周学熙在日记里写过这么一段话：“今岁年近六十，精力就衰，时事又多变幻，卒非老朽所能周旋，毅然辞去各大公司职务。”

周学熙隐退后，把企业交给自己的儿子、侄子、兄弟打理。那些企业还是照常运行，但是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他的侄孙周景良回忆说，父亲周叔弢(tāo)当时负责纺织厂业务，经常天津、唐山两边跑，干得很伤脑筋(当时青岛华新因为日商竞争，已经开始亏损)。到三十年代，华新纺织公司解散，几个厂先后被日资控制，中国实业银行1935年被南京政府兼并，抗战爆发后，启新洋灰公司被日本占领，至于滦州煤矿，1912年开滦合并后就跟他没了太大关系。

周学熙从1906年投身实业开始，到二十年代中后期隐退，在实业界只活动了二十来年，却缔造了华北地区最大的实业集团。他能取得成功，和他的官方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他凭借着父亲的荫蔽步入实业界，又和袁世凯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在北洋军阀集团的支持下，顺利筹集到资金并取得了经营特权，他筹建的最大的两个企业 — 启新洋灰公司和华新纺织公司，建厂时所借官款利息都低于一般借款，启新投产后，由袁世凯出面，把生产的水泥摊派给了各大铁路工地，税收、运费也打了折，1914年启新又胁迫收购了张之洞支持创办的湖北水泥厂，基本上垄断了国内水泥市场；1915年，周学熙向政府提出了办纺织厂的计划，不仅要求贷款低息，机器、原料、产品运转免税，甚至要求在直隶、河南、山东三省30年专利权，其他人不得在这三省自办纱厂。周氏企业对官方依赖如此严重，受到北洋政府政治影响也就自然而然了。北洋财政部门的皖系和粤系不和，粤系以专利一项太过专断为由，驳回了这个要求。华新纺织厂筹建期间，曹汝霖当了财政总长，找借口要将华新由“官督商办”收回官办。周学熙找时任总统的徐世昌和总理段祺瑞疏通，又筹集商股，最终才避免了被收回。这是1918年的事，离袁世凯去世才两年，政府人事变更的影响就露出苗头，之后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 启新洋灰公司股东间矛盾越来越大，1924年，周学熙在股东常会上被袁世凯八儿子袁克轸掏出手枪拍桌子威胁，袁克轸还是他的妹夫；军阀们和地方当局盯上了周学熙的几个大产业，政府有摊派，军队到了唐山都找他要钱。最初他在北洋有关系，那些大员都是企业股东，还能解决问题，后来的军阀就不认了，他也没办法。时事多变幻，没了政府的支持，确实非他所能周旋了。

周学熙也知道，借助官方力量做生意难以长久，所以他1910年代后期筹办青岛华新纱厂时，是自己家族人投的钱，但因为没有官方扶持，前前后后拖了好几年，又遭到日商恶意竞争，建成后没几年就开始亏损。

周学熙从1901年创办山东大学堂到筹安会成立前，一直是袁世凯发展现代化的得力助手。1903年，周学熙到日本进行考察，途中写了一部《东游日记》，他在文中说：“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练兵有袁世凯在做，他做的则是兴学和制造。除了兴办山东大学堂外，今河北工业大学的前身——北洋工艺学堂，也是在他的建议下办起来的。该校经历了数次分化和合并，目前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也声称北洋工艺学堂为其前身。袁世凯编练新军，周学熙也出力不少，银元局盈利后，每年要上交给袁世凯40万两银，袁世凯拿着这些钱组建了北洋五、六两镇。

周学熙关心国外新技术，在机器和技术上很舍得花钱。办水泥厂时用年薪一万多两银子请德国工程师，买的是丹麦最新式的旋窑，二十几年间更新了三次设备，他的厂里二十年代初就用上了美国美电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新的电气动力设备，创办耀华玻璃公司时买专利花了52万元，占了资本总额将近一半。不知是不是早年受到了袁世凯影响，他在对待现代化的态度上和袁世凯是有些类似的（感兴趣读者可参考本刊2011年第三辑《袁世凯与中国现代化的“假晶现象”》）。作为一个推动了华北地区现代化的实业家，他对时代潮流敏感，能主动接受新事物，但骨子里却是非常守旧的。和他在袁世凯手下共事过的叶崇质，加入周氏集团后曾任天津华新纱厂、河南卫辉华新纱厂坐办，中国实业银行、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华新银行总经理。叶崇质之子叶笃庄回忆说，他们那些人办工厂，用的还是衙门那一套做派，总办、坐办、会办这些管理人员就是工厂里的“官”，工厂里下属见上司要递手本。周学熙本人似乎很享受这种等级制度带来的满足感，他早期任启新公司总经理时，主要负责人都捐了官，公司门口摆放着府衙里才有的水火棍和虎头牌，他每到公司巡视，门房当差的都会在前高喊“总（经）理到！”，全体职员屏息肃立。

周学熙在自编年谱里对晚年的事情谈得不多，不过这时的他看起来依然保守。周氏子弟自小在家塾中学习，有孙辈甚至以私塾教育代替了初高中。他的另一个侄孙，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十八岁时从家塾直接进入燕京大学的（从他《毕竟是书生》一文来看，他入“洋学堂”前先读私塾打下“旧学”基础的教育方式并不是个例）。周学熙认为儒家学说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品格修养，亲自编订了家塾课程标准。家塾以读圣贤经书格言为主课，其次为正课，学习论事、通讯、与人交往；新学中选一门，如银行学、商学等。西文为辅课。楷书、图画或测绘等为余课他还在家里办了师古堂，专门请老师来家里讲讲授《孝经》及性理、古文等书。这时候周学熙自己已经没有经营企业的压力了，新机器和新技术也解决不了时局变幻给家族企业发展带来的困难，他又做回了那个传统保守的自己。

北方实业巨子周学熙

天津造币总厂大门

这座大门位于天津市河北区中山路与宇纬路路口。1902年，周学熙主持开办北洋银元局铸币厂获得成功后，次年赴日考察回国后又兴建了户部银钱总厂，1912年，两厂合并为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1930年代被撤销。造币总厂的厂房、家属区等建筑已经成为民居，门楼是1914年的建筑，2009年曾系统整修过。民国时期最著名的货币 — “袁大头” （袁世凯头像系列硬币），最先就是在天津造币总厂铸造的。摄影：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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