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乐、舞三位一体，这是我中国艺术源头的初始形态。《毛诗大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在艺术家缘情兴发的创作过程中，酒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关于艺术源头上酒和诗与音乐的具体关系，我们已经无从知晓。正所谓“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尚书·舜典》），虽然三位一体，但各自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随着时代的发展，诗、乐、舞三种艺术分别发展为三种独立的艺术门类。一直到唐宋时期，三种艺术才又再次合璧，为人类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门类——“词”。
纵观“词”的源起和发展的全过程，其内容、形式，以及意境的变迁，无不氤氲着酒的醇香、流淌着酒的甘冽，从而为酒文化向民间的普及和推广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著辞：词从酒中来
与诸多盛极一朝的文学体裁一样，词的诞生有多个源头，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借鉴了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但其总源头却是固定的，即酒筵上即兴演唱和用于酒筵游戏的曲子辞。
歌舞助酒兴，这是我国古来已久的传统。其中既有专业演员的现场表演，也有主宾酒酣之际的即兴发挥。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即是在酒酣之际击筑高歌所作。曹操《短歌行》里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也是在微醺的酒意中抒发济世的感伤。
到了盛唐时期，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富足，标榜着歌舞升平的酒筵更加普遍。从皇宫到民间，宴饮之际，依律填词俨然已经成为人们最时髦的交际方式。据《唐书》记载：“玄宗尝自度曲，欲造乐府新辞，亟召白。白已醉，卧於酒肆，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数章”。唐玄宗自得杨贵妃之后，俨然一副痴情汉的模样，两人形影不离，感情更是如胶似漆。用白居易的话讲：“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长恨歌》）。有一次，二人在后花园赏花，当时最著名的音乐人李龟年随侍。三人你唱我和，那叫一个欢畅。唐玄宗也是精通音律之人，面对此情此景，总觉得老腔老调不能尽兴，于是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当场谱写新曲，然后叫人找来李白，现场创作《清平调》辞三章，然后叫梨园（皇宫里的乐坊）乐师演唱，唐玄宗亲自吹笛合奏。
上行下效，酒宴歌舞、酒令伎艺风气之声，贯穿了唐朝一代。京城自不必讲，新兴的商业都市淮阴也有着相似的繁华热闹。淮阴，历史闻名的漕运之都，因为隋炀帝修筑京杭大运河而成为后代诗人慨叹兴亡盛衰的创作基地，但也因为是漕运重镇，往来商贾络绎不绝，商铺酒肆鳞次栉比。五代词人孙光宪《杨柳枝》的“好是淮阴明月里，酒楼横笛不胜吹”，正是当时盛唐时期淮阴都市繁华的真实写照。
酒筵的交际活动，与古代的燕饮酒礼完全不同，特殊的场景要求配乐多用新曲，然后现场填词吟唱。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即兴创作的流行歌曲。他们一方面传承古乐府的雅正，另一方面则汲取燕乐等少数民族和周边各国音乐的优点，创作出的作品，既有古意，又有新声。
参与著辞创作的，除了像诗仙李白这样的高级人才，还有一个庞旁大的创作团体。例如中唐诗人刘禹锡被贬沅湘时，感觉民俗俚曲过于鄙陋，就模仿《离骚·九哥》，对当地民歌进行改造，创作了《竹枝词》九章。其中就有一首：“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用极简洁的白描手法，将民间饮酒以乐的幸福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
与刘禹锡因为莫逆之交而诗酒相娱的白居易，在著辞领域则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白居易少年得志，36岁时即任左拾遗。左拾遗，顾名思义，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主要工作是拾遗补缺，给皇帝提供咨询和建议，虽然职务很低，但权力很重。所以白居易早年立志砥砺人生，创作了《卖炭翁》、《轻肥》等大量反映民间生活疾苦的诗歌。没有想到，白居易的这种坦诚加勤勉，经常惹得唐宪宗实在泼烦。唐宪宗曾向人直言抱怨说，白居易这小子不识抬举，我提拔他，他却经常搞得我很没面子！
从此之后，白居易的政治生活就变得坎坷多舛，所有的才情最终浇铸于他的诗酒世界。他的诗酒人生既慷慨激扬，又清新脱俗。既有如“歌酒家家花处处，莫空管领上阳春”（《送东都留守令狐尚书赴任》）等对市井热闹景象的描写，有如“酣歌口不停，狂舞衣相拂”（《和<寄乐天>》）等对酒筵气氛的渲染，也有如“樽酒未空欢未尽，舞腰歌袖莫辞劳”（《江楼宴别》）等推杯换盏时热情洋溢的送酒词，而且尤以后者居多。
唐代人给这种酒筵上创制，用于劝酒，并结合酒令的新式曲子辞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著辞”。“著辞”主要分为三类：依乐作辞、依调唱辞和依酒令设辞。依酒令设辞，在唐代最为普遍。依酒令设辞的主要目的是对歌和送酒。辞中要有劝酒的内容，要依调作辞，而且即兴应和。这些作品虽然篇幅短小精悍，但却是诗人在酒精的发酵下才情极致发挥的结晶。
例如韩愈的《莫辞酒》：“莫辞酒，此会故难同。请看女子机上帛，半做军人旗上红。莫辞酒，谁为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响，战士岂得来还家”。
再例如韦庄的《上行杯》：“芳草灞陵春岸，柳烟深，满楼弦管。一曲离声肠寸断。今日送君千万，红楼玉盘金镂盏。须劝！珍重意，莫辞满。白马玉鞭金辔，少年郎，离别容易。迢递去程千万里。惆怅异乡云水，满酌一杯劝和泪。须愧！珍重意，莫辞醉”。
然而著辞并不等同于词，只能是词在滥觞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源头。首先是词的格律规范还尚未形成。其次，著辞在盛唐诗人看来不过是一种消遣的“小玩意儿”，因此在创作上缺乏严肃的态度。
花间集：醉而不狂好绮靡
正是因为源头和发展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词的早期发展与酒令伎艺密切相关，并且直接影响到词与酒与歌舞之间的协作关系。
李肇《唐国史补》有段关于唐代酒令的记载：
古之饮酒，有杯盘狼藉、扬觯绝缨之说。甚则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国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邓宏庆始创“平”、“索”、“看”、“精”四字。（酒）令至李稍云而大备，自上及下，以为宜然。大抵有律令、有头盘、有抛打。盖工于举场，而胜于使幕。衣冠有男女杂履舄者，长幼同灯烛者；外府则立将校而坐妇人。其弊如此。
文中提到的“举场”和“使幕”，即是指当时士子晋身仕途的两大途径，也指相关的娱乐场所。
科举制度在唐代开始兴盛起来，国家通过科举考试网罗天下英才进入政治管理体系，以巩固国家的统治。而寒门士子通过科举考试晋身贵族，贵族士子通过科举考试延续门阀地位。这即是文中所说的“举场”。每逢科举放榜之日，金榜题名的进士们就会相邀聚会，饮酒狎妓，行欢作乐。这在唐代极为风行，最有名的当属“曲江游宴”。进士之间的聚会，自然少不了逞才斗诗，而如何在举场博得彩头，也成为进士们必修的功课。文中提到的李稍云，就是开元年间的进士。据说他喜欢纵酒聚饮，极擅酒令，在举场是一等的风流人物。有一天，他与十余名进士一起泛舟曲江，相邀长安名妓纵酒放歌。正在他们酒酣之际，不料乐极生悲，船翻了，三十多人全部淹死。
如果科举不利，士子们还有另外一个晋身的机会，到节度使那里从军入幕，即为“使幕”。使幕在中晚唐时期，由于节度使权力越来越大，使幕在士子们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使幕宴饮与举场相似，且有过之而不无极。军种有专职配属宴乐的妓女，叫“营妓”。文人、军士和营妓相结合的使幕宴乐，成为酒令伎艺发展的又一沃土。晚唐诗人司空图的《歌》中“处处亭台只坏墙，军营人学内人妆。太平故事因君唱，马上曾听隔教坊”，即是对使幕宴乐的真实写照。
从举场到使幕，酒筵歌舞之际，人们“风俗奢靡……以喧哗沉湎为乐”（《旧唐书·穆宗纪》），而宴游、香闺、侈靡等，成为文人著辞的客体，从而造就了“词”绮靡浓艳的本色传统。
当代学者王昆吾在《隋唐五代宴乐杂言歌辞研究·绪论》中分析说：“历代词论贯穿了两个主题：‘本色’和‘雅正’。本色说推崇《花间》，推崇词的‘婉约’、‘艳丽’、‘小语致巧’和‘曼衍绮靡’，这种理论往往同模拟风尚相关；雅正说推崇南宋，推崇词的‘清空’、‘醇雅’、‘约情敛体’和‘正大和平’，这种理论往往同道学风尚相关”。
其中提到的本色派《花间词》，由后蜀赵崇祚编辑而成，共选录了晚唐到后蜀近百年间十八位词人五百首作品，是研究词的早期艺术形态研究的宝贵资料。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形容说：“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先。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握霞醴则穆王心醉……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
作为我国第一部词集，《花间词》为我们完整地呈现了词的原始艺术风貌。遍览《花间词》，其意象主要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五个方面，主题多为情爱、女性、伤感、离恨、游仙、咏物和风物为主，其中不仅多处直接涉及饮酒和酒具等描写，而且多数诗歌浸润着幽雅而绵长的酒香，完全不同于盛唐诗歌的“醉狂”。这也正是词与诗风格迥异的地方。
《花间》中与“酒”有关的内容，最多的仍是劝酒。这大概和词起源于著辞有关。例如温庭筠《清平乐·其二》：“上马争劝离觞，南浦莺声断肠。愁杀平原年少，回首挥泪千行”。韦庄《菩萨蛮·其四》：“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其次是情爱。爱情作为艺术的永恒主题，最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例如魏承斑《满宫花》：“雪霏霏，风霖霖。玉郎何处狂饮？醉时想得纵风流！罗帐香帷鸳寝。春朝秋夜思君甚。愁见绣屏孤枕。少年何事负初心，泪滴搂金双祍”。
有大量对女性醉态的描写。例如毛熙震《浣溪沙·其七》：“半醉凝情卧绣茵。睡容无力卸罗裙。玉笼鹦鹉厌听闻。慵整落钗金翡翠，象梳欹鬓月生云。锦屏绡幌麝烟燻”。
也有少量出世和隐逸题材的作品。例如李洵《渔歌子·其二》：“荻花秋，潇湘夜。橘洲佳景如屏画。碧烟中，明月下。小艇垂纶初罢。水为乡，蓬作舍，鱼羹稻饭常餐也。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
在我国艺术发展史上，诗乐舞之间不断地分立、融合，不仅催生出许多新的艺术门类，同时也对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发挥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仅谨以词的起源与发展为例。词在源起初时，被称作“诗余”，因为它不过是文人墨客娱乐消遣的边际文学，而且因为偏重香艳的题材和物欲横流的描写，常被冠以穷奢极欲和绮靡温婉的标签。从晚唐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参与其中，而且词的创作题材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兴寄、赋陈、道统、哲思皆可入词。艺术的表现手法也不断翻新，从而在北宋时期走向顶峰，不仅成为代表一个朝代的诗歌形态，更成为我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平民化运动的第一座丰碑。而我国的酒文化，也随着词的兴盛，在两宋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词的诞生与发展的经验，对于白酒文化品位的提升，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解放前，白酒主要消费群体是市井百姓。解放后，白酒从原始的手工业成功转型为具有现代工业文明特质的传统优势产业，成为最受消费者欢迎的酒饮品类，成为我国酒类产业的代表酒种。然而白酒经常遭遇“伪文化”的诟病，如何提升白酒的文化品位，这一课题对于产业的未来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记者认为提升白酒文化，必须注重四个方面的转变。品牌塑造，从偏重品牌的历史底蕴，向注重消费的快乐体验转变；价值诉求，从偏重奢华的物质享受，向注重品味的文化体悟转变；市场推广，从偏重豪放纵酒的饮酒文化，向注重适量节制的文明饮酒转变；明星代言，从偏重以人气为先导的名人效应，向注重对酒文化有关联度、对酒民有亲和力的名人体验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