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尤其是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到玄宗李隆基开元天宝年间的极盛时期，国家政治统一，经济逐渐繁荣，国泰民安。朝廷对酒业管理较为松弛，可以自由经营，缴纳市税。坊酿和家酿等私酿是可以自酿自饮、自酿自销的。

到了唐宪宗时，便开始普遍实行酒税制，即不是否饮酒都要交税，像青苗钱一样分摊到各家各户。王仲舒在江西任职的时候，江西下辖的州县，酒利钱达90万，仅仅江西一地，酒利就非常地可观，官府亦能获益不少。《新唐书?食货志》载，文宗太和八年（834年），酒税钱即达到“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十六万余缗”，千文为缗，156万余缗，即15.6亿余文，数目相当可观。若按照此标准计算唐代课酒钱，与记载唐中期货币收入的最高统计数比较之下，《资治通鉴》载，779年，一年的税收总收入是“一千二百万缗”，其中酒税收入大约占13%，也就是说一年酒税收入是150.6万，这只是官方统计的数字，各地方实际酒利收入总和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据吕夏卿《唐书直笔》卷四所载这一时期酒类专卖收入为138万余缗，酒课收入占货币总收入的15%。

唐代官员裴谞是一位体察民情、不为获酒利而征税的官员。一日被代宗召至便殿，他本以为皇帝是体恤百姓而关心粮食歉收、生计困苦之事，没想到询问的却是榷酤酒利之事。虽然裴谞以孟子治国之言“何以利为”说服了皇帝，但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窥见，酒利润之大会给政府增加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使得代宗皇帝都甚为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