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动乱局面，各行各业从百废待兴逐渐走上了百废俱兴。贵州茅台酒厂从1978年到1982年开展了“工业学大庆”的企业整顿，走上了转折发展的道路。

1978年，贵州茅台酒厂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改称为厂长、副厂长。

1979年，贵州茅台酒厂根据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了以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企业经营管理改革。

首先在全厂统一了核算为厂、车间、班组“三级核算”的经济责任制，生产车间实行了“五定、四包、一奖”，“五定”即定产量、质量、周期、人员、费用；“四包”即包工资、夜餐支出、岗位津贴、高温补贴；“一奖”即包装车间推行节约成本的“计分行奖”，完不成包装任务的话则要进行相应的惩罚。

1973年起，茅台酒厂从江苏宜兴陆续购进的酒坛渗漏严重，库存损耗率由3%上升到了6%，经鉴定后决定逐步报废更换宜兴坛12676个。1979年，茅台酒厂相关领导亲自到四川省泸州市考察后，开始逐步启用了泸州隆昌生产的大容量酒坛。

1977年8月下旬，鉴于贵州茅台酒厂的企业效益长期徘徊在低水平线上，已经连续16年亏损，亏损额达444万元，职工福利也严重欠账，自身管理方法不仅陈旧落后，而且企业凝聚力严重匮乏，针对这一现状，时任贵州省省长苏纲带队，省轻工业厅厅长姚英等人对茅台酒厂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考察和调研，最终确定，调任仁怀县县委书记周高廉任贵州茅台酒厂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邹开良、王庆福任党委副书记。

1977年9月，茅台酒厂全年的生产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新领导班子于是发动了职工群众，依靠全厂职工，克服困难，大战100天，使当年年产量达到了763吨，超额完成了750吨的生产计划，结束了茅台酒厂连续16年完不成任务的黑暗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