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巴列维（Farah Pahlavi）说，“我第一次和安迪‧沃霍 (Andy Warhol) 见面是在华盛顿，在白宫。”

法拉·巴列维是最后一任伊朗国王巴列维的流亡遗孀，巴列维国王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被推翻。这位现年80岁的“沙班努”（波斯语女王之意）在支持者中仍声名不减。她的翻领上别着一枚形似祖国的徽章，徽章上饰有巴列维盾徽。现在她坐在伦敦皮卡迪利 (Piccadilly) 一间精致的书店里，回忆她1975年的美国之行。那次美国之行中，她出席了福特总统主持的晚宴。在她面前的是一本装帧华丽的最新出版物《伊朗现代：艺术女皇》(Iran Modern: The Empress of Art)。这本书讲述了约150件现代西方艺术收藏品的不凡故事，这些藏品由伊朗国家政府在沙拉‧巴列维亲自督导下于1970年代获得。

沙班努抚摸着书的封面，这是安迪‧沃霍为她画的肖像，蓝色的眼影，粉红色的口红，背景则是一片亮丽的黄色。这幅肖像可以追溯到1976年，即她白宫初见安迪‧沃霍的第二年。沙拉‧巴列维回忆说，“安迪‧沃霍正从一间房跑到另一间房，显然他怕我找他跳舞。”她微笑着解释说。“他很害羞。”

然而，这位美国流行艺术家并没有害羞到不为沙拉‧巴列维画像的地步，沙拉‧巴列维有“中东的杰基·肯尼迪”之称。杰基·肯尼迪是遇刺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遗孀，以高贵美丽著称。1976年夏天，安迪‧沃霍和他的经理人休斯 (Fred Hughes) 来到这位王后的家中，即德黑兰尼亚瓦兰宫 (Niavaran Palace)，用宝丽来相机为她拍摄取样，当时她身着一件简约奶油色衬衫，而他则以此为据创作出一系列丝网肖像。这位艺术家的一位随行人员科拉切洛(Bob Colacello) 回忆，“北德黑兰让我想起贝弗利山庄。”当时他们一行住在德黑兰洲际酒店，据说沃霍尔很喜欢向客房服务生点鱼子酱就餐。

两年之后，安迪‧沃霍再度受邀为王后的丈夫画像，尽管这一次他必需以官方照片为样本来作画。然而就在一年以后，巴列维王朝覆灭，巴列维国王携王后及家人逃往埃及，国王于1980年在埃及去世。这位前伊朗王后如今已80岁高龄，在美国马里兰州与巴黎的一处俯瞰塞纳河的典雅公寓之间辗转生活，她没有将安迪‧沃霍所作的画像带走，一并留在德黑兰的还有大约300幅现代西方及伊朗艺术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她在1970年代得夫君恩宠，以伊朗石油财富所购得。

隐匿的藏品

时至今日，这些并未获得太多关注的收藏品在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Tehran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简称 TMoCA）的地下室里几乎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沙拉‧巴列维在她1977年生日当天为这间博物馆揭幕，出席揭幕礼的还有洛克菲勒。这些并未获得太多关注的收藏品收罗了英国画家法兰西斯‧培根（英国同名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的后人）、瑞士画家贾科梅蒂、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里特、毕加索、波洛克、雷诺阿和罗斯科等大师的杰作。据一些人估计，这些藏品如今价值高达 30 亿美元（23.5 亿英镑）。

逃离这个国家时，她难道就没有动过念头想将这些藏品中的任意一件带走吗？她告诉我，“我是为伊朗购买艺术品，不是给我个人的。”她那柔软棕色的眼睛闪烁片刻，眼神里透出一丝骄傲的不屑。她说，自己唯一的纪念品是一把发梳，这把发梳曾经属于安迪‧沃霍，她离开伊朗后在一次拍卖会上将它买了下来。

据沙拉‧巴列维透露，伊朗收藏这批现代西方艺术品（欧洲和北美之外最伟大且无疑最有价值的一批艺术品）的故事源于她自己对艺术和文化的浓厚兴趣。她于1938年出生于德黑兰一个上流社会家庭，婚前名字叫做法拉·笛芭(Farah Diba)，在伊朗驻巴黎使馆的一个欢迎会上邂逅了国王巴列维。她于 1959 年嫁给了国王，婚礼上她身着一件伊夫‧圣洛朗婚礼服。那年她21岁，成为巴列维国王的第三任妻子。

她说，她意识到自己来自“一个拥有古代灿烂文明的国度”，毕竟，居鲁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 于公元前550年建立了强大的波斯帝国 (Persian Empire) 的第一个王朝，於是1967年她在伊朗中部创办了一年一度的希拉兹艺术节 (Shiraz Arts Festival)。

身为王后的她常常购买画作来支持年轻的伊朗艺术家。她回忆说，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富人买的都是古代伊朗文物，而不是现代艺术。我总是告诉政府去购买画作而别去买丑陋的家具。”

从古代到现代

60年代末，王后出席了一个展览的揭幕礼，并与一位叫做达鲁迪 (Iran Darroudi) 的伊朗艺术家交谈。伊朗的现代西方艺术大批收藏就因此番话埋下了第一颗种子。达鲁达说，“她告诉我，‘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展览作品的地方’——我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应该有一个博物馆。’”博物馆计划随之而展开，沙拉‧巴列维委托自己的堂兄、建筑师卡姆兰·笛芭 (Kamran Diba) 来设计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馆址位于原来的一处阅兵场），与现在的郁金香公园（前身为法拉尔公园）毗邻。同样作为该博物馆创始馆长的笛芭受到了传统波斯建筑元素和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 螺旋形状的启发。建造这间博物馆的思路是：这间场馆应该成为由王后赞助的博物馆群的一部分。这个博物馆网络还包括1976 年兴建的国家地毯博物馆。

决定建造一座全新的艺术博物馆之后，沙拉‧巴列维意识到博物馆需要的是藏品。70 年代初的伊朗经济富庶。她告诉我，“那段时间我们从石油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尽管我们所有的问题也同样产生于那段时期。”起初她考虑回购古代伊朗手工艺品；几百年来，这些手工艺品已散布于世界各地。然而她迅速得出结论，这样做太昂贵了，不过同样让她“青睐有加”的现代西方艺术则更易负担，而且更易获取。因此，她召集了一支顾问团队从零开始收购世界级的现代艺术作品，从印象派画派开始。

她的代表们开始与各美术画廊磋商，甚至远赴纽约征询大都会博物馆的意见。她解释说，以了解一幅画作是否很好，而且价格是否能够接受。在此期间，她还与麦格特基金会（一间著名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位于法国南部，创建于1964年）取得联络以寻求帮助。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沙拉‧巴列维的团队就已积聚了一批足以令地球上任何一间机构艳羡钦慕的现代艺术藏品。她的丈夫并没有她那样的热情。她说，“他忙着处理伊朗国内的其他重要事务，而且他对外国现代艺术并不特别感兴趣”。不过国王支持这个项目，并授权伊朗国家石油公司 (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资助购买藏品（1973年，伊朗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输出国）。正如她所说，“如果我需要预算来购买这件藏品或那件藏品，他总是会帮我。”而这里她所说的"这件藏品"可能指的就是高更 (Paul Gauguin) 的《日本木刻静物》（Still Life with Japanese Woodcut，作于1889年）。“那件藏品”则可能是波洛克的《印度红地壁画》（Mural on Indian Red Ground，作于 1950年），2010年，克里斯蒂拍卖行 (Christie’s) 对这件作品估值为2.5亿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可以将沙拉‧巴列维购置的艺术藏品理解为与国王所谓的现代化和渐进式改革的“白色革命”相契合。同为此书作者的博洛 (Viola Raikhel-Bolot) 和达琳 ( Miranda Darling)在《伊朗现代》书中，称这位王后为“用软实力的影响来永远改变国家结构的见证者。她的远见卓识和对国家的奉献把1970年代变成了伊朗的黄金时代。”

对于巴列维国王的批评者来说，这或许听上去有些过誉。伊朗人民对于她在70年代大批购买现代艺术品的反响如何？沙拉‧巴列维回答，“你知道，即使在今天，在英格兰或纽约，你都没法期望每个人都热爱现代艺术。但这些都是伊朗国家的艺术宝藏。艺术将人民团结在一起，这种力量超过任何政治演说。”

然而，她的花销难道没有增强国王的政权在人民心目中挥霍浪费的印象吗，而不正是这导致了国王政权的垮台？她皱了皱眉。“根本没有，根本没有。一点儿负面反应都没有。”

在扩充艺术藏品期间，除了安迪‧沃霍尔，王后还会见了数位她仰慕的艺术家，包括萨尔瓦多·达利 (Salvador Dalí)、马克·夏卡尔 (Marc Chagall)（夏卡尔当时住在麦格特基金会附近），以及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 (Henry Moore)。亨利‧摩尔的田园工作室位于佩里格林美术馆 (Perry Green) 所在的赫特福德郡 ( Hertfordshire) 小村庄，地处伦敦郊外，她曾经到访此处。她回忆说，“我走进去时，他给我看了一幅小画，并说，‘我要每一个人都告诉我这是谁画的。’谢天谢地，我说是米洛 (Miró)。答对了。我当然非常骄傲。”胡安‧米洛是西班牙画家。

据报道，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花园里一座亨利‧摩尔的雕塑因受子弹袭击而损坏。弹洞仍然可见，提示人们，这很可能是动荡的伊斯兰革命留下的遗迹。

对于伊朗的现代艺术藏品历史而言，最让人惊讶的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大部分藏品并未损坏也未散失。不过也有例外。据沙拉‧巴列维（革命之后，她被缺席判处死刑）回忆，她曾观看过一部法国电视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呈现了安迪‧沃霍为她画的一幅肖像，颇为引人注目地悬挂在德黑兰的宫殿里， 肖像上留有刀痕。

还有一宗令人惊奇的事发生在1990年，有人用抽象表现派画家库宁 (Willem de Kooning)创作的《女性 III》(1953)与一位美国收藏家手中的一幅16世纪的波斯细密画在维也纳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上做了秘密交换，此情节足以拍为惊悚电影。

不过，多年以来这些无人见过的藏品在德黑兰这间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受到冷落。在 2005 年，有几幅画作曾在伊朗公开展览过。这些现代艺术藏品从未激怒反西方神权的统治者，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其原因依旧成谜。大概是因为艺术的价值让其免受破坏。某些画作（比如雷诺阿的《敞开衬衫的加布里埃尔》（Gabrielle with Open Blouse，作于1907年）以裸露双乳的模特为特色）可能永远无法在伊朗展出。

不过就在去年，这些藏品中的一部分精选作品在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这批展品原本打算作一个国际巡回展览，但即将在柏林和罗马展出时计划被取消。据《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 一位曾参观过德黑兰展览的记者报道，这次展览开放仅两个小时后，审查者就来到展览场地，移除了法兰西斯‧培根作于1968年的一组三联画的中间一幅，因为这一联描绘的是两名男子一丝不挂肩并肩躺在床上的情景。（ “仔细看看，”拉姆 (Christina Lamb)写道。“桎梏仍然存在。”）同性恋在伊朗是违法的。

沙拉‧巴列维有礼貌地拒绝猜测为什么伊朗后革命时代的领袖既未变卖又未毁坏她所创建的藏品宝库。不过我想知道的是，当她翻阅《伊朗现代》这本书，看到如此众多的艺术品而她却再也不大可能亲眼目睹之时，她的感受如何。伤心吗？“不，”她回答，语气轻柔和缓，“我不伤心。革命之后，我非常担忧这些画作。但幸运的是，除了一幅被换走之外，其余的都还在那儿。我记得几年前[在 2005 年]，（博物馆的）一位负责人在一次展览中展出了一些画作，我收到了一位年轻女士的电子邮件。她是一位伊朗画家，她说，在罗思科的一幅画前驻足时，我热泪盈眶。”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藏有两件罗斯科的作品，如今每件作品的价值都在一亿至两亿美元之间。

“所以，我很高兴人们能够看到他们所拥有的藏品，”她指着在她面前桌上的《伊朗现代》，“因为这些画属于伊朗”。她顿了顿，接着说，“我一直都在说，你用爱和信仰播下的种子永远不会消亡，将会永垂不朽。”

《伊朗现代：艺术女皇》（阿苏利纳Assouline出版社出版，售价 650英镑，作者博洛、达琳 ）现已停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