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健康”是一个永恒而鸿博的饮酒话题。“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是诞生于1,900多年的东汉时期的一首乐府民歌，后来被收入《古诗十九首》。这首诗明确提出了“饮酒养生”的观念。实际上这种观念的诞生，我们溯源的时间可以再追加1,900年，甚至更久。由此可见，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饮酒成为国人养生观念中很重要的一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习惯的改变，我国的饮酒风尚也正在不断变化，“健康饮酒”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健康饮酒理念？西方医学不断告诫我们，饮酒有害健康。西方医学有着强大的话语体系，是崇尚科学精准的线性思维方式。而人们在饮酒之后的思维形态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非线性特征。而中国传统文化视阈下的“饮酒养生论”却用无数的事实证明，适量饮酒有益健康有益健康。
面对这场旷日持久却莫衷一是的争论，记者认为，酒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健康饮酒不能只关注饮酒的物质消费需求，倡导适量饮酒有益健康的理念，也应当注重饮酒的精神消费属性，提倡小酌怡情的微醺体验，鼓励人们追求形体相亲的饮酒境界。
视点一：快乐是饮酒第一要义
《世说新语》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这句话几乎涵盖了中国酒民基本的饮酒心态。
在我国的酒文化传统中，快乐永远是饮酒的首要原则。
先秦时期儒家提倡“酒食者，所以合欢也”（《礼记·乐记》）。儒家的思想体系以仁义为核心，十分注重对人的关爱，认为酒可以融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防止人们在酒后胡言乱语、胡作非为，于是规定了饮酒应当注重酒德，并为此制定了严格的酒礼体系。关于古代的酒礼和酿酒工艺，是作为一种礼乐教化规范被儒家写入国家政治制度的，其中既有宗庙祭祀的饮酒礼节，皇帝宴饮的各种礼节，也包括民间的乡饮燕礼，而且每一种礼节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只要大家严格遵守，足可以防止一切滥饮行为的发生。
儒家酒文化典籍中，我们发现中和之美是其追求的至高境界，强调饮酒时精神要服从于身体。代表人物就是“饮酒无量不及乱”（《论语》）的孔子。今天寻常白酒的饮酒行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儒家的印记，例如大家对于适度饮酒的克制等。但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达到孔子所代表的最高境界。
而先秦时期的道家同样提倡“饮酒以乐”《庄子·渔父》，但这个快乐不是儒家的“众乐乐”，而是追求“醉者神全”的“独乐乐”。
道家的养生观念有两种。一种是禁欲派。嵇康《答难养生论》中就说：“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私寡欲。”认为酒会搅动得人难以清虚静泰，自然是希望人们滴酒不沾的。还有一种是纵欲派，认为人生的幸福莫过于官能物质的快乐，如果得不到这种欢乐，人们就会在枯燥或者忧惧的状态下快速死去。六朝的名士多是这类人物，“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宠礼》）当他们醉酒的时候，不知道世道的安危，生存的威胁，人世的烦扰，“虽水火刀兵交予前，弗知也。”（《列子·杨朱》）
所以我们看道家好酒者对外界漠不关心，把所有的激情和理想都寄托于天地，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这种心无旁骛的饮酒理念发挥到了极致，不但漠视了外面的世界，就连自己的身体也常常有意忽略。所以，在道家的养生文化典籍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诸如“花酒神仙”的传奇故事，而每一位神仙几乎都有着惊人的酒量。
“形神相亲”饮酒理念，显然起源于道家。因为在道家看来，在礼乐是灭绝人性的，在礼乐约束之下，人们饮酒不可能尽兴，也自然得不到饮酒的快乐。所以“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卒乎乱，泰至则多奇乐”（《庄子·人世间》）。庄子甚至还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极端的案例。说有一只海鸟落在鲁国城郊，鲁国人认为这是很吉祥的事情。于是把它请到庙堂之上，最高等级的美酒美食招待，最美妙的礼乐伴奏，但是这只鸟感觉头晕目眩，内心忧愤，不敢吃一口肉，喝一口酒，三天之后就死了。
正是这种理念的影响下，盛唐时期的李白劝酒说“会须一饮三百杯”，因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这些话经常撩拨得广大酒民热血沸腾，情不能已。
然而道家早期“形神相亲”的饮酒思想也让人们吃了不少苦头。缺乏节制的饮酒方法虽然可以让人尽兴，达到短暂的形神相亲，但醉后的感觉却是形神难以相亲。所以茅山处士宋刘词的《混俗颐生录》说：“大醉极伤心神，肝浮胆横，又复招风败肾，毁筋腐骨莫过于酒，饱食之后尤宜忌之。”“酒少吃即益，多吃即损。”
秦汉之后，儒道两派思想开始逐步融合，而他们的饮酒理念也渐渐趋同，逐步交融为“合礼致情，适体归性”。（《诸葛亮集》）“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陶渊明《杂诗》）虽然饮酒依旧是人们行乐的重要方式，但已经有了控量的意识。北宋儒学一代宗师邵雍的《善饮酒吟》就对“形神相亲”的饮酒状态做个一个形象的描述：“人不善饮酒，唯喜饮之多。人或善饮酒，唯喜饮之和。饮多成酩酊，酩酊身遂疴。饮和成醺酣，醺酣颜遂酡。”而黄周星《酒社刍言》中则有意将儒道两家额饮酒理念进行比较和融合：“既以礼为名，则必无怆野之礼。以欢为主，则必无愁苦之欢。”陈畿亭则从现实中的劝酒风气进行抨击说：“君子饮酒，率真量情；文人儒雅，概有斯致。夫唯市井仆役，以逼为恭敬，以虐为慷慨，以大醉为快乐，士人而效斯习，必无礼无义不读书者。饮宴者劝人醉，苟非不仁，即是客气，不然，亦蠹俗也。”（阮葵生《茶余客话》）认为饮酒的快乐不在于饮酒的量，而在于“率真量情”。
视点二：酒趣与酒量无关
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体系宏博，但我国酒文化的最高峰，并不是由酒量最大的人创造的，而是饮酒体道的双重体验。我国酒文化史上最著名的两大饮酒群体中，个人的著名程度与酒量无关。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酒量最大的当属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但竹林七贤中名气最大得是阮籍，酒名最隆的是刘伶。盛唐的饮中八仙，最有名的是“斗酒诗百篇”的李白，一直被当作国人酒量的标杆。而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却告诉我们，李白的酒量排名可能倒数第二，仅次于“三杯草圣传”的张旭。
而在我国历史上酒类市场的极为昌盛的宋代，极富代表性的苏轼，酒量却小的可怜。读者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金，千古风流人物”，感慨于他“一樽还酹江月”的沧桑豪迈。在他吟唱“明月几时有，白酒问青天”的时候，是在“欢饮达旦，大醉”之后。几乎所有人都会惊羡于他的酒量。而实际上，苏轼天生就像对酒精过敏一样。据说他年轻的时候闻着酒味儿就会醉倒。别人喝酒的时候他看着，就当是他也喝了酒。据说后来经过一番刻苦的训练，才勉强喝“三蕉叶”。
虽然酒量极差，但苏轼却是一个好酒之人。他十分推崇陶渊明，不仅写诗学陶，而且也像陶渊明那样显得嗜酒如命，“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而且经常自己尝试酿酒。（《记酿酒》）即使这样，也丝毫不影响苏轼饮酒合欢之后的形神相亲，并写出了大量酒趣横生的绝世佳作来。不过，苏轼对于自己的酒量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即使极小的酒量，同样喝出了奇伟的境界和绝妙的酒趣来。“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和陶<饮酒二十首>》）
而北宋还有一位奇异的酒民石延年，他的饮酒故事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石延年，字曼卿，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奇人。据说他为人豪爽，酒量惊人，经常喜欢跟好友刘潜比拼酒量。据说有一次和刘潜在一家酒楼拼酒，两人从早到晚光喝酒不说话，喝了一天面不改色。人们都惊呼他俩是酒仙下凡。一次刘潜来访，他们到船上喝酒，半夜时分发现酒快喝光了，就把一斗醋倒进剩下的酒里继续喝。石延年不但好拼酒量，还喜欢别出心裁地喝出各种花样。他蓬头后面，光着脚，带着枷锁喝酒，称之为“囚饮”；爬到树上去喝酒，称之为“巢饮”；用秸秆儿扎个圆筒钻进去，伸出头来与人对饮，称之为“鳖饮”；夜里抹黑喝酒，称之为“鬼饮”；跳到高出喝一口，跳下来再喝一口，称之为“鹤饮”。
就是这样一个狂放之人，早年迫不得志。后来他的才华引起了宋仁宗的重视。为了能够长久的重用他，宋仁宗就劝他戒酒养生。他很是高兴，很快就戒掉了酒瘾，但不久却死掉了，享年仅47岁。而生活在距离他700多年前，但却有着相似酒趣的刘伶，虽然媳妇每天苦劝嗜酒“非摄生之道”，但刘伶始终我行我素，“竟以寿终”。石延年和刘伶在数千年的健康饮酒史上都是鲜明的个案，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他们饮酒时的进行释放和燃烧的生命形态，却从另一个侧面印证，“形神相亲”是我国饮酒养生说的核心境界。
视点三：形神相亲也要与时俱进
2005年底，我国卫生部曾经接到过一份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减少西太平洋地区酒精危害计划的通知》，例举了世界范围内饮酒的种种危害，呼吁各国出台限制酒精饮料生产和贸易发展的政策。而我国的5亿酒民，仅按当年国内酒厂产销量计算，每位酒民日均消费啤酒160毫升，白酒19毫升，葡萄酒2毫升，黄酒11毫升，果露酒1.3毫升，折合酒精摄入总量约计18毫升。这不包括进口酒的消费量。然而到了2013年，我国5亿酒民每位日均消费约计啤酒275毫升，白酒67毫升，葡萄酒9毫升，黄酒、果酒等其它发酵酒40毫升，折合酒精摄入总量约计51毫升。该数据仍不包括快速增长的进口酒。
快速增长的饮酒消费需求总量，迫使我们必须快速构建适宜时代精神和市场需求的健康饮酒话语体系，鼓励和倡导消费者养成科学的健康饮酒习惯，从而让消费者在饮酒过程中更多地享受欢乐，减少痛苦。
以人文气质为主，追求“形神相亲”的中国酒文化，以科学精神为基调，强调精准、量化的西方酒文化，两者各有优劣。酒是具有精神属性的消费品，注定饮酒行为更加符合非线性思维的特征。然而酒还是一个物质的形态，酒体中的酒精和微量物质，会导致人的身体生理发生变化，所以酒体的质量和风味也会有决定性作用。
因此笔者建议，创建健康饮酒的话语体系，应当注重两种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融合，既要强调饮酒对于人们绽放精神形态、生命意气的催发作用，也要逐步探寻适量饮酒有益健康的划界方法。
而站在更加宏阔的历史视野上看，历史上的盛世初期，昂扬向上的精神主导下，豪饮会成为社会主流，但社会饮酒总量未必最大。而到了盛世转折期，豪饮之风将转变为浅斟低唱，对于酒体风味、产品质量和文化诉求的要求会更高，但社会饮酒总量未必变小。我们当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期，应当正确看待消费变化的历史规律。一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强化酒体风格、提升产品质量，不断研发适合市场深层需求的健康好酒；另一方面，创建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健康饮酒话语体系，呼吁消费者“宁可喝的少一点，也要喝的好一点”，积极倡导广大酒民形成健康文明的饮酒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