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北宋也是在我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朝代，首先它是在唐朝结束后经历五代十国混乱局面形成的新的相对大一统的汉室王朝，史称赵宋。北宋在吸取五代十国时期短命王朝因军事干预政治的频繁更替局面后，采用了文治的方针，但这一时期却同时在它的疆域北方崛起了辽金蒙等政权，对他的统治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整个北宋享国167年。虽然不是很长的存在时间，但一百多年的文治管理，使得北宋整个经济文化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北宋疆域示意图，可见黄河以北的区域此时还在管辖范围内，在南宋时期就丢失殆尽，酿酒用主粮中北方产地几乎没有了。）

北宋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人口首次总量过亿的时代。至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全国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学者考虑到宋代户口只统计承担赋役的成年男丁，故认为当时实际人口达11275万，并提出北宋人口峰值出现在靖康之乱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全国约有2340万户、12600万人。

（清明上河图中的场景，可以看出人口的密集，当时的汴京也是人口过百万的国际化城市。）

北宋时期，首都位于黄河沿岸的北方城市汴京即今天的开封，黄酒的酿造依旧遵循北方粮食作物为主的酿造，但此时南方的开发也实现了更高的程度，以至于酿酒用的粮食作物开始有了更大的创新性，酿酒作业者实施更经济实惠的原材料对黄酒加以创新成为可能。经济中心的南下、商业交流的发达、手工业的进步使得新口感的黄酒得以创造出来成为可能。南北的融合也使得源自南方政权的酿酒技术在同一个国度里得以成为可能。此时北方粮食作物酿造的黄酒开始呈现总量下降趋势，毕竟北方的黍米燕麦的种植不能够有足够量大的用来酿酒，而且此时五谷的地位及顺序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在此时被官方引进来的一个稻种改变了粮食的结构。这个稻种就是著名的占城稻。

（占城稻）

随着酿酒技术的民间普及和酿酒主粮的进一步变化，使得黄酒之外的饮食结构也开始发生着变化。毕竟黍米原粮的被消化吸收不如大米糯米的口感好，从此之后逐渐的大米成为生活主食，而黍米逐渐向小粮食的角度转化，直到今天除了酿酒之用外，个别地方还有使用的小区域习惯，黍米已经从五谷中剔除。所以北方黄酒的酿造也都在发生着深远的变化，影响至今。目前仍在采用黍米、大曲等北方元素酿造黄酒的企业已经不多。所以北方黄酒的现状是能够推理出来的。但现状如此不代表北方不产黄酒，北方没有好黄酒，反而这最早最正宗的历史文化黄酒才是真正的酒之源，是酒之祖。我们在近代之前的古人交流中所说的喝酒，那一定是喝黄酒，在北宋代之前说喝酒，应该更多喝到的是北方黄酒。

（北宋时期酒杯）

北方黄酒在北宋时代，也逐渐的从官方走向民间，走向更下一级的阶层。文学名著《水浒》中武松打虎的故事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那时作为犯人的武松也都是在路边一家随便的酒馆喝到的酒。这说明酒在北宋时期已经相当的普遍，但凡是有点爱好有点小钱的人就能按照需求买酒饮酒了。再加北宋时期的文治环境，使得温婉华美的宋词成为历史经典。文人环境自古书画诗酒一家，所以在宋代的文人中饮酒已经不再是难得的聚会奢侈品，不再像李白在皇宫中为权贵作诗是才能豪饮的产品。在北宋代的诗词中就有了关于酒的美好生活的感受和助兴描述了，更不像周代时期的关于酒的遥想和畅想诗篇了。被皇帝耽误了艺术创作的著名的宋徽宗，练得一手瘦金体至今独领风骚，画的一手的好画也成为现在的收藏名宠。

（宋徽宗画作）

北宋疆域东北以今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为界；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为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为界。宋神宗时通过熙河开边收复河湟，宋徽宗时期于青海北部置陇右都护府，并重金赎回幽云七州。

北宋通过改革，采取了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文人统治。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军队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

由于宋代皇帝都能较好地执行太祖训，大臣和文官也敢于发表意见，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前朝都大。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造成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这种比较开明的政治为他朝罕有，也为宋朝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有人认为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儒学得到复兴，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经济文化繁荣。咸平三年（1000年）GDP为265.5亿美元，占据世界比重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北宋时期，因推广占城稻，人口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710万迅速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万。有学者也说唐朝时期GDP占到全世界的1/3，而及两宋朝，能够占到世界的1/2，这是因为除了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之外，开放的工商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历史上第一张纸币就诞生在这个时期，这就例证了商业发达的程度。再就是清明上河图也从一面反映了北宋时期汴京（开封）的发达程度。宋朝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市场竞争，各个行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营方式，多数商家利用“广告”进行角逐。宋代商人拥有较强的广告意识，其根本原因在于追求经济利益，客观原因在于他们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商人们在广告上大做文章，宋代出现了诸如“声响广告、商品展示类广告、悬挂式广告、媒介广告、节日广告”等一系列的广告形式。

（宋代纸币交子及版印）

北宋的农业发展也较之前有了新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粮食的丰产得以实现，进而实现酒用主粮发生了深刻变化。

北宋时期，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湖田窑影青温酒壶）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古代时期，采用摔打的方法使米粒脱落，现在也还用此种手工方法。）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北宋越窑粮仓）

宋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北宋农民克服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边开垦出大片良田。圩田在南方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有所扩大，如著名的芜湖县（今属安徽）万春圩即有田十二万七千亩。此外，农民们还造出许多新型的田地，如山田、淤田、沙田、架田等。太宗时，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余顷。真宗时，增至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余顷。以后也不断增加。

（汝窑荷口碗）

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各地的农作物品种得到了交流。北宋初年，政府曾劝谕江南以至福建、广东等地种植原北方主要粮食品种粟、麦、黍、豆等。水稻的优良品种也在各地推广，其中最著名的品种“占城稻”从越南引进福建。后又推广到江淮和北方。甘蔗、棉花、茶叶、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也较前扩大。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和哥窑，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章生一的哥窑及其弟章生二的弟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

（宋代汝窑天青釉三足洗）

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宋代交子）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北宋的纸币有交子、钱引和小钞三种。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为883900多两，到宣和二年（1120）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