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戏曲艺术有着先天的血缘关系，戏剧发展的源头就与酒溶解在一起。关于我国戏剧起源，学界曾有“巫觋说”、“俳优说”、“歌舞说”等不同观点，在各家说法中都有酒文化成分包含在其中。王国维认为戏剧起源于原始的巫觋表演，“盖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所冯依，故谓之曰灵，或谓之灵保”，“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巫师是沟通现实与幻化世界之间的灵介，酒与舞蹈是先民通神、娱神的礼品和手段。原始的宗教仪式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特征，现今我们从战国时期的《楚辞》中能看到当时民间祭祀盛大的仪式场面。《楚辞·九歌》中展现的楚国民间祀神歌舞，“单从舞蹈上看，就有独舞、对舞、以及男女成队的集体舞等。舞者手持鲜花、香草，身着鲜艳华丽的服装，在钟、鼓、琴瑟、箎等乐器的伴奏下，唱着抒情的歌曲。或独唱，或齐唱，或对唱，尽量模仿某些神鬼的动作和思想感情”。

《东皇太一》是《九歌》中的迎神曲，篇中铺写的饮宴酒浆都是为天神而设的奠礼，这种祭祀礼仪有广泛的民俗基础，在现今一些少数民族留存的祭祀仪式中还可以清晰看到这一风俗演变的痕迹。例如纳西族东巴祭祀活动中还留存古老的祭礼仪式，他们举行“求长寿”和“成丁礼”，要聘请经文讲师举行祭祀仪式，人们在神树前设置祭坛，其上摆放“巴巴日”即献给树神的酒等供品，祭司手中握一柬柏树枝，沾着碗中的酒向神树洒奠，同时吟诵着祝祷的辞令。早期的巫舞巫仪以及后来民间迎神赛会上的表演，被看作是早期的戏剧萌芽，因为它们已有模仿性的戏剧因素，初步具备表演、服装、音乐、舞蹈等综合艺术的特征。后世戏剧中多有占卜、禁忌、祈祷、禳灾、转世、鬼魂、果报等宗教民俗事象，这就显露出它们所继承下来的古老传统。

傩祭起于殷商时期，起初时只限于宫廷，谓之“大傩”，后遍及于乡村，谓之“乡傩”。《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宫廷举行傩祭时，巫师装扮成方相氏，身上穿着熊皮，头戴面具，一边开路，一边喊：“傩!”率领戴着面具、装扮成各种野兽的人，后面跟着一群少年儿童，到宫室、房舍各处跳跃、呼喊，并合唱祭歌以驱逐“疫鬼”，最后把鬼赶到河里，把火炬丢进水里，表示恶鬼被河水逐走，这种场面极富戏剧性。西汉时期民间出现《东海黄公》的表演，葛洪《西京杂记》卷三“箓术制蛇御虎”条记载：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力赢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魇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伤。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东海黄公》表现人虎搏斗，不像一般的角抵戏那样仅仅由演员在舞台上竞技来分高低，而是根据特定的人物故事演绎出一段情节，其间有人物造型、冲突情境，还有举刀祝祷、人虎相搏等舞蹈化的动作，表演中包含了对人物的摹拟及大略的故事情节，这已突破了宫廷倡优即兴式的取笑与讽刺，初步奠定了戏剧综合表演形式的基础。

唐代出现了成熟的歌舞戏，因表演该剧的艺人李仙鹤被唐明皇封职“同正参军”，故后人称此为“参军戏”。唐崔令钦《教坊记》记载北齐时人苏氏：“嗜饮酗酒，每醉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时人弄之。丈夫着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和之云，‘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谣’，以其称冤，故言苦。及至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参军戏的演出配合歌舞形式，一伶人面敷赤色以示醉酒，登场作殴妻状，其妻以歌舞形式哭诉邻里，此时的演员踏碎步摇晃身躯，以此表现内心的悲痛情感，故此称《踏谣娘》。

元代为中国元代为中国戏剧的成熟时期，其中的酒文化风味更加浓厚。元代社会从王公贵族到下层文人普遍饮酒，元人伊世珍《瑯嬛记》记载，“古人以二十九日为上九，十九日为中九，初九日为下九。每月下九，置酒为妇女之欢，名曰阳会”。这种古俗在元代社会更为流行，从元代的诗歌、散曲和杂剧来看，这一时期与酒有关的文学创作反映出当时民众和文化阶层市民化的审美意识。由于元杂剧的兴起，使诗词逐渐向散曲、套曲转化，酒席宴间的歌词分化出杂剧中的唱词，开辟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出现了醉中天、梅花酒、酒旗儿、沉醉东风、醉春风、沽美酒、醉娘子、醉扶归、醉花阴、醉中天、醉太平等。南戏中也有醉娘子、醉罗歌、沉醉东风、醉翁子、醉太平、醉扶归、醉中归、劝劝酒、醉侥侥等等。从戏剧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酒文化对它的滋养十分丰厚，酒在经济社会中的不断发展给戏剧提供了生长和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