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月，国家经委、轻工业部、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在贵阳联合召开“全国酿酒工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史称“贵阳会议”。该会议上确定将“四个转化”作为中国酒业发展的基本方针，即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蒸馏酒向酿造酒转变；粮食酒向果露酒转变；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

其中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化，是当时与白酒行业发展最为密切的课题。当时传统白酒的酒精度一般在60°左右，有的甚至高达65°。高度酒不仅粮耗大，生产成本高，而且对饮酒者身体健康不利。而在市场上，对爆烈、浓壮的高度酒有偏好的主要是上了年纪的老酒民，而年轻一代的酒民则偏好平和柔顺的低度酒。所以，当时市场对于低度酒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大，江苏的“洋河”、河南的“张弓”、山东的“孔府家”、四川的“红楼梦”、广东的“玉冰烧”等低度酒在市场上非常畅销，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

当时，国内生产低度白酒的历史已经有10年，但二锅头酒在这一领域却是一片空白，而且多数产品的酒精度仍然保持在65°。如果不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二锅头酒将失去新兴的消费群体，其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危机可想而知。

白酒泰斗高景炎

次年，白酒泰斗高景炎先生立即组织有关力量着手推动北京低度酒的发展，并提出发展低度酒的核心思路：发展低度酒，不能简单地（在勾调环节）调配降度（尽管这是当时业内相对普遍的做法），而应当充分借鉴兄弟企业的先进经验，酿酒生产的全过程入手，在改良工艺、改进设备、选育菌种、贮酒容器、勾调等环节下苦功，探索出一条变单纯调制型为生产调制型的优质低度白酒发展途径，以确保低度酒的酒体风格达到低而不淡的水平。

然而任何创新都会遇到保守势力的阻碍。为了更好地调动各个酒厂对低度酒科研攻关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高景炎与有关同志商榷后，决定以长安街为分界线，将北京的白酒厂分为南北两个协作组。成立协作组的方式极大地调动了酒厂的参与热情。他们不但积极参加协作组内的白酒品评和技术交流，而且在南北协作组的竞赛中表现也非常踊跃。同时，高景炎组织协会开班各种培训班，总结和推广北京市、全国乃至洋酒生产的先进经验。

后来，北京低度白酒的发展形势，显然超出了高景炎的想象。他们不但成功地摸索出了一条生产调配型的优质低度白酒生产途径，而且在产品的多样化、个性化等方面也取得了许多突破。

此时的高景炎已经是北京酿酒总厂的厂长和北京酿酒协会会长，是北京酒市当之无愧的掌门和舵手。但他依然保持着幽默、随和、低调的性格，毫无官架。有一次高景炎在大兴酒厂开协作会，晚饭时间遇到北京市糖业烟酒公司的刘景元（后来成为国内著名的酒史专家）。高景炎鼓动在座的同志给刘景元敬酒，把刘景元灌醉了，躺在厂长休息室里一顿酣睡。后来北城协作组开会，他们又相遇了，刘景元说今天一定要把你灌醉。高景炎就笑呵呵地由着刘景元把他灌醉。

像这种既是同志又是挚友的“关系户”，高景炎结交了很多。因为凭借权势谋取私利，绝不是他的性格，他更喜欢低调做人、务实做事，待人接物友善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