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李寻

编辑：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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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要思想”而被判了十年大刑的钟叔河先生，在牢中苦苦思索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和他的狱友朱正意识到：“为什么‘大跃进’搞出了大饥荒？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四人帮’？为什么把朱正和自己这样的人都关到了监狱里？这都是拒绝全球文明、拒绝接受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产业革命以后形成的普世价值的结果。”（《与之言集》P125 ）“中国脱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大道，脱离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正轨。世界进步了，我们却停滞了。”（《与之言集》P214 ）他们在思考：中国怎样才能改变，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才能使人们不会因为思想而获罪。整个世界都进步了，都现代化了，所以，我们应该走向世界。

一九七九年，钟叔河先生出狱，出狱后他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从1980年8月开始出版第一册，到1986年出齐第一辑三十六种，共约八百万字。钟先生为丛书各册都写了介绍该册内容及背景的叙论，这些叙论汇编成一本书，名为《走向世界 — 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后来再版时改名为《走向世界 — 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已经多次再版重印。“走向世界丛书”三十六种十册也于2008年由岳麓书社再版重印。钟先生又领衔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二辑六十五种，已由岳麓书社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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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也晚，钟先生出狱那年才上初二，说实在话，“文革”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留下的竟是快乐的记忆：那时没有那么多的家庭作业，经常上学工、学农课，可以到田野里摸鱼掏鸟，还可以给老师写大字报，批判他往打瞌睡的同学头上扔粉笔头，时而还被组织起来去看那些被判为“反革命”的罪犯被押在车上游街，觉得好玩热闹。所以，当八十年代中期，初读钟先生的《走向世界》时，心中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涟漪，只是觉得满清王朝的当政者太愚昧落后，可恨亦可怜。

如今又是三十多年过去，我们也经历过了生活的沧桑，再读钟先生的《走向世界》，从心底里感受到这是怎样的泣血之作，才能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过怎样的痛苦折磨，也才能理解他们对“文革”的抵触与批判有怎样的生命深度。同时，也有切肤之感地理解了钟先生书中所提及的那些主人公：容闳、王韬、郭嵩焘、薛福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经历怎样的苦难煎熬，才好不容易在一片死一般的黑暗中找到一点儿亮光。然而在先驱者们艰难地走出第一步又过了一百多年后，中国的境况都仍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在“走向世界丛书”出版三十年后，钟叔河先生接受采访时，多次说到“中国在很多方面还远远没有现代化，还没有真正地走向世界”，（《与之言集》P 135 ）“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还得继续走，艰难地、曲折地走下去，你和我。”（《与之言集》P 112 ）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钟先生的这些话中又有怎样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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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钟先生当初编辑这套丛书时，也没有如今这么沧桑沉重的感觉。那时，他洋溢着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的激情，认为只要中国打开封闭的大门，走向世界文明的主航道，一切就会慢慢好起来，在一个开放的体系中，中国再也不能固守过去的落后传统，必然走进一个新世界，人民就会变成新人民，国家就会变成新国家，生活也就会变成新生活。这种理想主义可能也是他书中那些主人公们（如容闳、郭嵩焘等人）的理想。最令钟先生感动的是郭嵩焘，这位大清朝的外交官，亲身接触到西洋文明、直观而真切地感受到所谓“蛮夷”已不是过去野蛮的“蛮夷”，相反，我们这个以“中央之国”自居的古老文明是落后和野蛮的，他以六十岁之高龄，不耻下问，从每个点点滴滴了解西方文明，顶着朝野内外各种压力向国人介绍西方文明。那些最先走向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都抱有一种信念，就是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他们真正接触西方文明、了解西方文明，就都会认识到这种文明的先进之处，都会慢慢地接受新的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正是因为怀有这样的信念，他们才不遗巨细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明；也正是因为怀着这样的信念，钟先生才编辑这套丛书的。

郭嵩焘像

但是，真实的历史并未按理想的逻辑展开，就是钟先生书中提及的那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如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他们真正走向世界之后，却不知不觉地又走回到了传统的中国。戊戌变法之前，没有出过国也不懂外语的康有为、梁启超，仅凭当时并不丰富的翻译资料，便认定西方的“新法”是好法，特别是日本“变法”的成功更激发了他们的梦想，他们大声疾呼要在中国“变法”，誓言要清除一切守旧势力，引进“泰西之法”。然而，当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流亡到世界，真正去过日本、欧洲、美国之后，政治观念却逐渐回转。康有为最终竟转变成为一个“保皇派”，梁启超稍好些，虽然没有康有为那么极端，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对西方文明的信心也产生了动摇，竟然宣称“科学进步”破产了，要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

我觉得，不用再多看史料，仅凭钟先生《走向世界》一书所记载的这些细节，就已经显示出一个可能令钟先生难以接受的结论：走向世界解决不了问题！这些所谓的“先进的中国人”到世界上走了一圈之后，回来之后又变成了“落后的中国人”。如果始终怀着一颗旧式的中国心的话，走向世界之后的中国人还是旧的中国人！这也是钟先生为何在郭嵩焘、康有为、梁启超等走向世界一百多年后，在他本人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三十多年后，在中国产品和中国制造已经走向全球、在某些乐观人士已经自负地认为中国是全球化运动领袖的今天，却明显地意识到中国并未真正走向世界的原因。

中国第一批留学儿童

时间真是无情物啊，只有时间，才能粉碎那些不切实际的梦幻，展现人性本身的沧桑；也只有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将一系列事件连缀成历史，让人们看到各个片段背后那宿命般的强大力量。容闳于1912年故去了，郭嵩焘于1891年故去了，梁启超于1929年故去了，他们离去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走向世界；他们认为当中国走向世界之后，一切就会改变，落后野蛮的中国就会变成先进文明的中国，他们是怀着这样的理想或梦想离开的；倘若他们活到“反右”，活到“文革”乃至活到今日，还会有那样的梦想吗？比他们要年轻几十岁的梁漱溟经历过后来的一切，所以，他离开的时候已没有这样的梦想，而是带着“这个世界会好吗？”的疑问而离世的。

如果我们把时间与事件的链条紧密联接起来，就会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走向世界不顶用，将钟先生等人关入监狱的人就曾经是走向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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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为什么不顶用？

这是因为，不论世界是什么，如果你只是你、没有自我改变的话，世界仍是世界、你仍是你。

清末那些率先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其实不是“先进的中国人”，而是“尚有感觉的中国人”；他们不是通过自我反思、通过自我启蒙，重新认识人性与人的价值，重新认识物质世界的本质规律后自觉走向世界的，而是被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地侵略与欺凌，逼迫着走向世界的；他们只是那些麻木得如同行尸走肉的中国人中少数尚有感觉、尚思图强自救的人而已；因而，他们的灵魂深处与那些麻木不仁的同胞有着骨血相连的相同感，只是在迫切的民族危机以及强烈的外在打击作用下，他们激烈的反应使他们自己暂时忘记了自己与自己同胞们灵魂深处的相同性。他们是怀着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走向世界的，救谁的亡？救自己的亡！图谁的存？图自己的存！而自己是什么？是新是旧？应该是什么？他们都无暇顾及。他们心中，强大的就是先进的，富裕的就是先进的；因而首先学习的就是强大之术，引进坚船利炮；富强之术，引进近代工业。即使在洋务运动失败之后，意识到是典章制度不行，选择引进先进的制度时，也是只想引进强大之术，而非人民的独立自由之术，谁最强，就学习谁。

先学英国，因为英国是最强的；再学日本，因为日本不仅打败了中国，也打败了那么大的俄国；最后又学苏联，因为苏联能从一战之后濒于亡国的悲惨境地又一跃而重新成为世界强国。只要国家强大且富裕了，自己的灵魂是新是旧就不用考虑了。由于怀着这种心思，这些敏感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抱着时而完全膜拜、时而不屑一顾的矛盾心态。当事实反复证明自己确实不行时，便只好无奈地承认我们确实远不如西方，便把对外学习、走向世界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一旦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多了，发现西方世界也有这毛病那毛病后，特别是当西方某国也因为某种原因出现危机后，便立马回到过去妄自尊大的傲慢心态。如果将梁启超、严复在欧战前后对西方文明的评论对照起来看，就能呈现出那副生动的势利小人的嘴脸。当梁启超说欧战使“科学进步”破产云云，他不知道，战争是科学进步的重要动力，不正是为了打仗逞强、征服别人，才发展出的坚船利炮吗！当坚船利炮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上，岂不一定会发生新的战争吗？战争正是科学进步的结果，焉能称之为“破产”！

严复

当严复声称三百年欧洲进化也不过是“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时，这位《天演论》的翻译家似乎忘了书中那打动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名言：“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乃天演之公理。”正是他们没有从心底里承认这些天演公理，所以，被血淋淋的世界吓坏了，又回到自我愚弄了两千年的春秋大梦中去。梁启超所谓以中国的传统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严复所谓的唯孔孟之道，能泽被寰区，均是如此。说这话时，他们仿佛又忘了，孔孟之道何曾救治过中国人自己的弊端，孔孟之道就诞生在流血漂杵的春秋战国，其后两千年，历经朝代更替，每次数年、十数年战争致死的伤亡人数并没有比欧战少多少，据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主席讲，中国历史上人口减半（那至少是两千万左右）的事情发生过十多次了，哪一次是孔孟之道救了的？存在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哪一次又预防了这类率兽食人的灾难的发生？

梁启超、严复们地自我蜷缩、思想复辟还是在中国国力尚弱的时候说的昏话，只要多少有点正视现实的勇气的人都会知道那是昏话，不会真当回事；倘若是他们生活在今天中国国力大增，人民初步富裕的时代，恐怕和那些只会叫着“买买买”的土豪相差无几。无非是给世界上那些先富起来的国家生产了些服装鞋袜、小五金零配件，无非是把人家淘汰了的生产线再多用上十来年，便真的以为自己是制造业大国，甚至可以制造世界、领导世界。这些新的幻想因其确有一些直观的事实基础，还真就强大到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了。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尺度上，我们已经尽览没有经过自己的启蒙运动的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和表现了。无外是三个阶段：当确实被打得抬不起头、半点面子也没有，便放弃了一切自我，无论新我旧我，一律是洋人厉害；当窥见洋人也有毛病，特别是自己幻想着人家不该有、事实上一直有的毛病之后，就开始回到自己的祖上，不仅认为自己的祖上就比洋人强，而且比现在的洋人也强，还能救现在的洋人；当自己的日子过得跟洋人接近（其实生活水平还差得远着呐）便不可一世，觉得洋人已经落后了，以后得靠我们赏钱给市场才能活下去。想想这和当年乾隆皇帝对英国人说，要是没我们的茶叶、大黄，你们就活不下去的心态有什么区别？

这时，我们的眼前浮现出钟先生那苦涩的文字：中国还没有真正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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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先生的话若是讲给那些已经在全球“买、买、买”的中国人听，恐怕没有人能够同意，他们会说：“我们已经在英国买了别墅，法国买了酒庄，美国买了大楼，澳大利亚买了铁矿，俄罗斯买了油田，……，怎么还说我们没有真正地走向世界？”

是啊，中国已经走向世界。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信息的开放程度，还是人员物资的交流程度都远远超过晚清时期那个水平，从物理事实上看，中国确实已经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了中国。但从内在的精神层面上看，中国人传统的灵魂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们走向了世界，但没有走出自己。由于没有发生灵魂深处的革命，还是以旧的思维方式在理解世界。而且，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很大程度上是旧思维方式起的作用，一百多年的奋斗确实让中国人站起来了，也富起来了，正在强起来，这些成就是对外开放的结果，也是在一次次革命的淘洗中，最终建立起集中统一的领导意志的结果。集中统一的领导意志是国家克服一盘散沙、凝聚成团结有力的群体的必要条件，但在统一集中的过程中，总要抑制些个体不同的声音，钟先生前半生的囹圄之灾便是其中的一部分。钟先生所谓的“没有真正走向世界”，也正是因为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仍高悬于头顶的利剑，现代文明所应该具有的在自由、法治基础之上的公共秩序基础尚没有形成。我们是否能长久地富下去、真正地强起来，还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我们得承认历史的进步，毕竟我们已经走向了世界，完成了那一阶段的历史使命。然而，我们确实没有完成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个课必须补，绕不过去。钟先生已经完成了他里程碑式的作品，而未来的出版家们，可能要编的是“看看自己”之类的丛书，那才是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内在起点。

编辑： 九章 审核：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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