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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来说，烟和酒，是餐桌、社交最必不可缺少的两件东西。俗话说“烟酒不分家”，贵州茅台酒厂与玉溪红塔烟草集团相距不远，在40年前，却分别成就了中国最大的烟王与酒王——一个创造了税值1400亿，另一个则喝掉了2吨多的茅台。

时间倒退到1964年，那时候中国茅台酒厂的年产量仅仅只有220吨，这看似不少，但是按照现在的比例算，那时候的产量仅仅能达到如今产量的5%。不仅仅是产量低，茅台酒厂在当时是不盈利而且亏损的，那一年，茅台酒厂亏了84万。

1964年的84万是个什么概念？要知道那时候一个差不多的大厂子，人均工资也才就35元，而那年刚满25岁的季克良，就是在这时从一个大学毕业生成为了茅台酒厂的调酒员。

1964年的工资单

刚进入茅台酒厂的前两年，季克良就以一篇《我们是如何造酒》的文章轰动了白酒界，在随后的“十年”中，季克良又被当做臭老九下放到车间，与酿酒工人一起做体力活。这三年，季克良走遍了茅台酒厂的每一个车间每一个仓库，也正是这三年，他练就了只用鼻子，就能分辨出茅台酒的香型、种类、年份以及酒精度的本事。

1983年，季克良被任命为茅台酒厂的厂长，但是季克良更愿意去酿酒，便主动辞去了厂长的职务，只做茅台酒厂的总工程师，这几年中，不断有其他的酒厂向他抛去了橄榄枝。

在当时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的年代里，对方的条件是一套别墅和五万元的年薪。但是他拒绝了，理由是只有每天闻着茅台酒的酒香，他才能觉得自己真实存在。

同年代中，褚时健带领着玉溪卷烟厂，从全国破产到全国第一，承担起了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时间回到1963年，36岁的褚时健被调到了糖厂当副厂长，这个糖厂连年亏损，每年要靠着政府补贴20万才能维持运营。刚上任的褚时健，一个月就找到了亏损的原因，随后又在一年的时间里，把糖厂从负债20多万转变为盈利8万，第二年变为盈利20，第三年便盈利了40万。

正是在糖厂做出了出色的成绩，1979年，52岁的他，被调往了玉溪卷烟厂。当时的卷烟厂由于连年亏损，马上就要倒闭了，也是被所有人都看不好的一个场子，他接手之后，从员工福利到生产制度再到技术改革，硬生生的把一个快要破产的卷烟厂，拉到了缴税大王的座位上。

18年来，他在位的期间用烟草味国家贡献了1400个亿，但是由于当年体制的原因，他的月工资，仅仅才不到4000块。

个人收入的巨大反差，让他走上了岔路，1995年，他被匿名举报贪污，律师马军感慨：“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而在褚时健落马之后，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也调整了。”而他进去之后的烟产继承人，年薪加上奖金合法收入已经超过100万元——褚时健一辈子的工资也没有那么多。

后来的2012年，烟王褚时健做起了橙子买卖，而酒王季克良也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两人作为烟酒界的带头人早已神交已久，只是未能见面。终于在2016年，在有心人的安排下，这两位烟王和酒王的手握在一起，惺惺相惜、相见恨晚，这几个词，终于在这一刻完美诠释，这个定格，也足以载入世界烟酒史的史册。

那个年代里，成就了不仅仅是酒王、烟王，还有更多的企业家如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崛起、不断奋斗着。烟王和酒王沧桑的脸上，隐藏着两个耄耋老人过往的辉煌。

褚时健的一生，可以说是奋斗的一生。从谷底到巅峰再到谷底，然后另辟蹊径再到巅峰。

万科地产的王石曾这样评价褚时健：“衡量一个人的标志，不看他登到山顶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而褚时健自己说，我不期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有多少褒扬，我只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正如王石说的那样，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的反弹力是巨大的，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反弹力，甚至超越了年龄。

这是褚时健，一个传奇，他从苦难当中爆发出来的那种强大的力量，值得一代又一代的人学习，虽然他给自己的墓志铭就五个字：褚时健，属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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