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品评鉴赏美酒佳酿的著述，留下了斗酒、写诗、作画、养生、宴会、饯行等酒神佳话。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酒文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到了晚清，随着浅绛彩瓷画的横空出世，出现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酒器，那就是浅绛彩瓷温酒器。

从传世的浅绛彩瓷温酒器来看，晚清时期，这种器型在安徽、江苏、浙江三个省份最为流行，瓷器的主产地江西稍逊。这可能与上述地区人们喜欢喝黄酒有关，因冬季饮黄酒时放在热水中烫热后黄酒会变得温和柔顺，醇香更加浓郁。

关于温酒器的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汉代，有了温酒樽这种酒器，配以勺，便于取酒。唐代开始出现大量的金银材质的温酒器具，造型华丽端庄。唐宋以后，温酒器以陶瓷为主流。风行套壶、套杯，民间称为烫酒壶、烫酒杯。江西景德镇产品有青花、彩瓷制品，宜兴生产的紫砂套壶、套杯也颇具盛名。套壶与套杯以小壶小杯与外壳相配，外壳内可注入热水，用以温酒。这些器具工艺非常精湛，有圆筒形、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圆鼓形等，壶身纹饰图案秀丽雅致。其中同光两朝的浅绛彩瓷温酒器更是将这一器型达到了极致。

纵观中国酒文化史、陶瓷史，没有一种载体对酒文化的阐释能够比得上浅绛温酒器。在这种小小的器物上，文人画师们尽情挥洒，作者的文学素养、生活情趣、曲笔妙思、个性风采，浪漫情怀都得以深度体现，真正达到了酒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的深层契合。

首先，浅绛温酒器将中国诗、中国画、中国书法成功植入中国瓷中，使这四种国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彰显酒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中国文学史中，以酒为题的传世诗作俯拾皆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

不仅为诗如是，在中国画和中国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在浅绛温酒器上，诗、书、画所体现的艺术精神与酒文化精神达到了深层契合。宾客雅集，把酒临风。盈盈一握，何其快哉！这就是浅绛彩瓷温酒器。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浅绛彩瓷在民国初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浅绛温酒器也逐渐变成了人们收藏的雅物，但其蕴含的文化精神却作为中国酒文化长河中的一个浪花永远散发着醇香，供后人品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