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酒文化传至明代，其本质内核也在悄然之中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与彼时民间制酒、售酒行业的自由发展和社会主流思想的略微转向有很直接的关系。这种本质变化外显于行便是明代酒文化中的饮酒取向在纵酒乐与致良知之间游离往复，形成一种外在整体上欢脱无序、肆意纵情，内里脉络上却有迹可循、有源可溯的特征。

在明代以前，主流思想先贤们习惯于用礼法、天理、佛理等人为发明创造出来的天地、人间的规矩来压制社会上的饮酒风气。到了明代，禁酒令一度形同虚设，限制酒生产的制度之废除，被禁锢了千年酒的生产获得了解放，对饮酒的控制成了抑制酒的最后防线。尤其是在阳明心学兴起之后，明代人开始了以内在的良知、性情、趣味来提升饮酒的品位，以此规范饮酒，重建饮酒秩序。其实，明代酒客们所推崇的内在良知、性情趣味也是礼法之后管制饮酒的一种新形态，这是明代饮酒出现的新动向。但是，这种略微放松的思想规约意味着更为古老与传统的礼法、天理对饮酒的压制逐渐被解封，酒被直接交与个人的良知、性情与趣味。礼法是外在的规范，对于日用之需，它们所能提供的空间显得过于疏大。佛理禁酒与日用之需相悖，天理高高在上，难以及于个人之日常。将每个人交给自己管控，这是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基本精神，理所当然成为明代酒客们对抗饮酒的崭新武器。

在自由饮酒基础上，主流思想对饮酒的品位提升与品味规范或许是对付酒的不得已手段，也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流思想所能拿出的对付酒的最后手段。而对饮酒的品位提升与品味规范，具体表现为：酒场成为戏台，努力使饮酒程序化、最大限度美学化，成为欣赏的对象。这样既尽可能避免饮酒生祸败德，也能发挥酒的积极效用。在此思想引导下，嗜酒者饮酒往而返：既喝酒，又能反观酒，对饮酒有了更高的自觉。因此，明代酒客们推崇的饮酒理想状态是心学大师王阳明所讲的“高抗通脱之士”，所谓“高抗通脱之士”在豪饮者那里比较常见，他们能够做到从容自在，轻重缓急皆有秩序。闲心与白鸥为群，观花饮酒，醉与醒皆是自在。深知酒味，但并不会沉溺于酒，更能自觉在饮酒中保持良知之清明。

当醒则醒，当醉则醉，在饮酒中历练良知，以良知主导酒，这是一条中庸却高明的饮酒之道。以道德化的精神力量从性情趣味等要素提升饮酒的精神品质，使原始的饮酒具有了内在化的性灵趣味等优雅的品性，这是明代酒精神的独特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