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饮酒多啸聚，唐人微醺喜登高。一时之酒，伴随的是一时之酒客，一时之饮酒风气。盖因物随时移，自然风物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整体文化语境的演变、酿酒技艺的发展和酒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继而引起饮酒风气的变化自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饮酒风气若是也可分为文、武两种气质的话，秦汉唐多重武轻文，到大宋则偏向于重文轻武。这其实也与宋朝整体国策有关，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才占有了柴周的帝位，在他夺取了帝位之后，便吸取自己“黄袍加身”的成功经验，限制武将手上的兵力和权力，全面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对于文人士大夫则在物质上给予甚多，然后又将文官权力极大地分散，这造成了宋代严重的“冗官”现象。于是，终北宋一朝，大量的文臣一边有着丰厚的俸禄，一边又没有太多的公务要处理，可谓是有钱有闲有情致。这些会玩、懂玩、有钱有时间玩的士大夫们每日里多饮酒怡情、赏花弄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上流权贵阶层的饮酒风格：注重情致、崇尚风雅。

在民间的体现则是热闹纷繁的酒楼、酒家文化。在宋朝，酒楼在传播酒文化的过程中充当了极为重要的媒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述北宋汴京的酒肆时说“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卖贵细下酒……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当时的酒楼繁荣程度可见一斑。再者，由于酒店的常客多为文人士子，加上宋朝青楼文化亦是繁盛，故一些颇有档次的酒店布局在很大程度上都追求雅致，且尽力满足消费群体的需求，故，“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閤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幙，命妓歌笑，各得稳便。”成书于南宋的《梦粱录·酒肆》记载：“店门首彩画欢门，设绿柳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装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座潇洒。但此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一二十步，分南北两廊，皆济楚阁儿，稳坐便席，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当时的酒店规模之大由此可见。而且，宋代酒楼营业时间非常长，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东京，天晓即入市，“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酒店多点灯烛沽买，没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其中，《酒楼》亦载，“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宵，骈阗如此”。其热闹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