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ge命”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严重曲折的时期，也是贵州茅台酒厂生产亏损最严重的时期。

1966年6月，全国性的“文化大革ming”运动在茅台酒厂展开，刚有起色的生产秩序和企业领导机构受到严重冲击。10月份以后，所有党政干部靠边站，丧失了领导权，接踵而来的是“夺权”（造反派组织接管了一切权力），“批判”、“清算”、“深挖”等一连串运动，从而破坏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工作秩序，干扰了职工思想，使自1964年之后已经好转的生产势头再次受挫，科学实验成果无法在生产上全面推行。

1966年下半年，茅台酒厂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受到严重冲击，基本处于瘫痪状态。1967年2月，茅台酒厂曾召开过几次党委扩大会，主要是批判柴希修等工厂负责人。

1967年4月21日，茅台酒厂群众组织造反派进行“夺权”，原有的领导班子一律靠边站，领导层由军代表、原有领导班子“革命左派”、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组成厂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取代。1967年10月28日，“贵州茅台酒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这个阶段的工厂虽然受政治影响较严重，但是由于贵州茅台酒特殊的政治地位和酒厂工人的政治觉悟，生产运转并未全部瘫痪，茅台酒厂顺势而为，积极贯彻了“抓革命、促生产、保市场”的方针，从而使得生产能够得到基本的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