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可供下酒的果蔬中，有一种较为特殊的存在：竹笋。而它们之所以受到人们尤其是古人的偏爱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甘甜爽口的滋味，更是因为其负载着的与儒、道两家思想都牵连甚深的文化外延。儒家因竹子能够傲对风雪而挺直不曲，所以对其气节大加赞赏，称其为“花中四君子”之一。道家则认为竹子“中虚圆通”，是一种天然契合于“道气”之生命结构及运动机制的形物。因而也衍生出了独特的道家竹文化。

基于这种种缘由，竹子成为了深受古代酒客们喜爱的事物，而竹笋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爱屋及乌”。当然，这也是建立在竹笋本身就适宜下酒这一基础之上的。正如宋代诗人葛胜仲所写《烹笋》：“ 味佳端可供羹梜，韵胜尤宜荐酒螺。”可见古人对于以笋下酒有着诸多的研究心得。

在古代酒客中也有一些人对于“以笋佐酒”颇有心得，其中代表要属两位宋代诗人：梅尧臣和杨万里。梅尧臣认为寻常的烹饪方法用来下酒难免有些清淡，于是尝试着以“腊笋”下酒：“南冈深竹养，下有鹧鸪鸣。破腊初挑箘，誇新欲比琼。荐盘香更美，案酒味偏清。马援当时见，曾将禹贡评。”（《腊笋》）而另一位“专家”杨万里则是不满足于常规的竹笋烹饪方法，所以在自己的诗文中记载了一些独门的菜谱，比如具有醒酒功效的“笋汤”：“江西猫笋未出尖，雪中土膏养新甜。先生别得煮箦法，丁宁勿用醯与盐。岩下清泉须旋汲，熬出霜根生蜜汁。寒芽嚼作冰片声，馀沥仍和月光吸。菘羔楮鸡浪得名，不如来参玉板僧。醉里何须酒解酲，此羹一碗爽然醒。”（《记张定叟煮笋经》）

竹笋就酒时，其甘爽滋味是一大乐趣，竹笋本身的携带的文化含义也是另外一层趣味。古代酒客们时常在醉酒时抒发一些顾影自怜、感时伤怀的愁绪，每当这种时候他们就将自己与竹子的文化意蕴所联系，间接表露一下自己的清高品质和不为污浊俗世所容的愤懑。这其中的真真假假我们暂且不去分辨，单就这一现象漫谈几句。

在这些一边吃着竹笋，一边喝着酒，还一边高歌感慨的酒客中。那些或主动或被迫地隐居于山野的，会称赞竹笋的易得易烹，然后顺便吐槽一下自己的处境，感时伤怀一下。而那些供职于庙堂、居于热闹高墙之内的则会因得到竹笋这等时令性的山野之物而觉得其珍贵，然后一边以竹笋下酒，一边抒发一下自己的雅兴。有趣的是，在“竹笋就酒”这一问题上，山野隐居的高士和庙堂高贵的相公罕见地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杯酒就枯笋，此中意难平。不论下酒之物如何变幻，桌上的美酒品类如何杂多，不变的视乎只有那胸中郁积的浓郁思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