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是个什么鬼地方？
申明：原创 二爷ALEX ，我作为200年前迁居到贵州遵义人，我为自己是贵州人感到骄傲，自豪，我觉得这篇文章的原创还不完全了解现在的贵州，现在已经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如果说贵州是全中国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份，恐怕连贵州人都没有意见。
我当年去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好几个同学问我，贵州是一个市吗？在哪儿啊？我只能故作潇洒的说，是个靠着四川和云南的大城市。
毋庸讳言，我是很有资格说贵州的。我们家祖上明朝洪武初年参军征伐云南，混了个“振威将军”，就作为军户留在了云南镇雄。到清朝乾隆初年，有一支再迁相邻的贵州毕节，成了贵州人。到我这里正好三百年，整整十代人。绝对的土生土长，每一根头发都散发着贵州海椒和折耳根的味道。
很少有人知道，贵州实际上并入中国实际行政区划的时间很短，它作为一个省级建制的出现，已经是明朝永乐年间。在中国随便拎一个其貌不扬的县城出来，建制历史可能都比贵州长。贵州的大部分历史，都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还不是什么好历史——留下的也就是“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这种爆棚的负能量。近代又留下“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种脍炙人口的调侃，总之都没啥好印象。
中国人喜欢讲“自古以来”，说实话，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的地盘，古代统称“诸苗”。但是他们的地位确实非常低——甚至得不到官方的承认。满清到民国都只认五族：汉、满、蒙、回、藏。
由于地处偏远、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贵州也就很不受中央朝廷的重视，历来都是羁縻政策，实际上大部分地方都是少数民族的土司管理。社会形态基本是奴隶制，生产力水平也极其落后。
乾隆年间修的第一版《毕节县志》就记载了当时的“彝族”内部的残酷奴隶制。“黑彝”作为统治阶层、“白彝”是奴隶，互不通婚。黑彝可以随意打骂甚至处死自己的奴隶，而奴隶从生到死皆受支配，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是奴隶。
而苗族又在白彝之下，通常都居于人迹罕至的高山之巅，还要向黑彝进贡。所以民国时期著名的伯格理牧师来到贵州石门坎传教的时候，发现当地的苗民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跟原始社会区别不大。
贵州“海椒”
这种贫瘠、荒蛮之地，汉族怎么会来殖民呢？
这其实跟几样重要的农作物——海椒（辣椒）、包谷（玉米）、洋芋（土豆）明朝传入中国有关。众所周知贵州是典型的卡斯特地貌，土壤层特别薄，没有养分，还特别容易流失。汉族作为一个农耕起家的民族，是很难利用这种土地的。但是辣椒、玉米、土豆这几样对土壤要求极低、又还多产的农作物的引入，使得汉族的垦殖成为可能，所以从明朝开始，大批汉族开始流入贵州。
所以很多人以为贵州人喜欢吃辣、吃折耳根、吃土豆玉米是高原气候使然——那真不是，就这几样东西能够稳定出产，不吃它吃啥。这方水土就只能这样。久而久之，也就成型了独特的饮食风俗。比如贵州不产盐，需要从四川输入，但交通又不便，旧时缺盐成为普遍难题，所以必须用辣和酸这两种易于产生含盐化合物的食材来中和。
这种味觉形成习惯后，就越演越烈。形成了如今无辣不欢的饮食习惯。很多人都知道贵州辣酱代表——“老干妈”，但我从来不吃，因为那其实不是贵州味。而是迎合了大众口味的调料。四川人、湖南人甚至江西人吹嘘吃辣，但你只要见过贵州人那种纯粹的吃辣，其他的都要跪。我还记得母亲当年没有胃口的时候，直接抓一把朝天辣，往煤火里面一扔，烤干直接下饭……
当然，汉族的殖民过程不是和平的。中国人经常自诩和平的民族，那是吹牛逼。贵州本来就没几块平地，好的地方都给你占了，哪有什么和平，都是武力作为后盾打出来的。在这种驱赶下，诸如苗族这样在生态链最底层的民族，只能往更偏更远更难于生存的地方迁徙，社会形态难以发展也就可以理解了。
干、湿“蘸水”
我儿时听爷爷说过几个关于苗民的故事，十分心酸，距离现在也不过是七十年，由此也可以见当年贵州的贫困。
民国末年爷爷操办大伯婚事，请了几个苗民抬花轿。是时苗民不能与汉民同桌，吃饭的时候都是蹲在旁边。爷爷给了他们一碗肉，其中一个苗民舍不得吃，就将自己分到的几片肉包好，藏于衣服口袋，想带回家给自己的孩子吃。晚上睡觉，他们也不能入室，只能睡于牲畜圈之楼上。这个苗民一不小心，口袋里的肉掉到圈里，他极为不甘，大动干戈到处寻找。爷爷听到声音，问明原因，安慰他说，你不要找了，明天我给你割一块肉带走。至此方才作罢。
苗民由于居于高山苦寒之地，食盐之类的物品必须依靠和汉民之间的物物交换。但是由于语言不通和民族隔阂，他们对与汉民交往十分恐惧，并不直接进行交换。往往是赶集之时，把用于交换的粮食打包，放置于汉民必经的赶集路上。自己则躲在远处的林间。想要交换的汉民只要见苗民粮食，即可放下一块食盐，拿走粮食。待汉民走后，苗民才会从林间出来，拿走食盐。
这种交换完全是建立在良心交易的基础上。因为汉民所放食盐的多少，完全是随心所欲，并不一定跟粮食等价。如果有恶徒拿走粮食而不放食盐，这个苗民也毫无办法。好在实际上汉民往往都能恪守基本的交易道德。
当然，汉族不是俄罗斯那种强盗民族，本质上并不尚武。所以，除了殖民初期的战争，后来各民族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但毋庸讳言民族歧视是有的。比如不通婚，我们家家谱三百年，没有一例异族通婚的例子。再比如贵州人骂人会用“苗子”“苗话”“苗食”等来形容野蛮粗鄙等。
很多中国人喜欢拿印第安人来说西方殖民史，你要知道自己民族的殖民史的话，你根本就不好意思说别人。
烤洋芋
1949之后，要求民族平等，部分苗民亦分到土地，得以从高山之巅搬至汉族聚居区。至此才真正实现汉苗杂居。家姐幼时体弱，有算命先生言，苗民生命力顽强，可拜苗民为干爹，可保平安。母亲遂带家姐拜一杨姓苗民。杨家大为感动，是时苗民普遍贫穷，但杨家为表喜庆，仍将自己的两只大鹅作为回礼。虽然是挣扎在穷困中的民族，但是人心之善，可见一斑。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依然极为贫穷落后。家父曾经下乡驻点扶贫，很多苗民缺衣少食，男孩子赤身裸体，女孩亦衣不蔽体，甚至出现过一家人谁出门谁穿衣服的情况。父亲曾经带我一起去，由于苗民普遍不会汉语，甚至不认识钱币，很多苗民采集水果在路边卖，你给他钱，随便拿。让我想起爷爷讲的故事，感慨几十年竟然未变。
当然，现在好多了，这些故事可能都没人相信了。但事实上，汉族聚居的农村地区也是80年代末才全面通电、通水！村村通路也是近几年才实现的事。这不是传说。距离我出生地不过五公里的高山苗寨里有一棵1700多年的巨型银杏树，但是我直到前年才得见——因为那里才通车，还是危险的单行道。
现在大家来贵州旅游，看什么苗寨、彝寨之类的，觉得很漂亮。很难想到，当年他们是怎么迁徙到群山之中的——没有人喜欢生活在资源贫瘠的地方。
当然贫瘠是相对的，总体上各族都好不到那里去。整个贵州因为经济形态落后，在民国时期匪患严重。还有很多小军阀各自盘踞。最传奇的军阀是1926年成为省主席的周西城。这家伙出身行伍，兵油子一个，没有什么文化，当省主席的时候也才33岁。他任用官吏非常有特色，就是带着大家去城隍庙发毒誓。新官们为了表白自己的决心，往往毒誓发得特别重。没想到周西城是当真的。比如独山县（就是那个前不久贷款400亿出了名的小县）县长张五丰上任前发誓如果贪污就挨9枪而死，结果不久他因为贪污1000大洋出事，周西城就真的给了他9枪……
贵州人的风格就是这样——真诚的野蛮，跟哪儿都好像不搭。
因为长时间的闭塞，贵州人的特点，还在民风、民俗、服饰方面有所体现。既保留了中原汉族迁徙带来的诸多传统，也有很多受到周边少数民族影响形成的特点。比如我的爷爷这一辈，大多数人都穿一种明代汉人典型的青色长衫，头上还会包裹类似少数民族的帕布；又比如骁勇——穷山恶水，生存艰难就容易出彪悍的土匪和刁民。汉民普遍随身持刀，聚族而居，每个村寨皆有碉楼——就是今天在川西藏区才能看到的那种高大的碉楼；为了争取收入，种植鸦片也成为一个普遍参与的产业——你没有听错，民国时期贵州出产的鸦片，远远多于你在教科书上看到的“鸦片战争”；再比如山歌。汉民族并不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但是贵州的汉民普遍会唱山歌，至今依然。这种传统不仅是闲时男女调情，在婚丧嫁娶中也必然出现，形成很多的极具地方特色的定例，目前因为缺乏传承，也面临失传的窘境。
街头山歌对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故乡。我儿时其实并不喜欢故乡——因为闭塞，它给我的感觉确实很压抑，并不明快。我在读乾隆版《毕节县志》和光绪版家谱的时候，除了那些凄惨的故事，也希望能读到一些能让我觉得自豪的东西，有，但真的比较少。虽然这么个穷乡僻壤也奇迹般的出了很多的进士：比如贵州史上第一个进士——明朝的张谏，清代一门五进士的路元升，还有编撰《毕节县志》的周起滨、杨汝偕等。明清二代每一届进士全国都只有200多人，分配给贵州的名额还是全国最少。这么一个旧时人口长时间区区数千的边陲小城，能出这么多读书人，也很不容易。
而今中年回头，我对于故乡，又有别的体会——那就是，我不一定要为故乡骄傲，但故乡可以为我骄傲。它给我的记忆，早就成为血液的一个部分，永世的流传在体内。我是一个贵州人，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