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中国酒文化史上毫无争议的一次高峰，而在这座高峰上屹然挺立着一座炫目而多彩的丰碑，那就是游走于兴发和恬淡之间的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所处的北宋中期，儒、释、道三教合一成为社会主流思潮。由于三种思潮都注重从功名利禄向内心修行转变，所以北宋中期士大夫的文化性格开始迥异于前人。尤其在出仕和归隐之间，他们逐渐找到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矛盾平衡点，既能保持参政的热情，勤于政务，敢于直言上谏，同时也能在功过宠辱和是非曲直面前保持较为平静的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苏轼正是这三教合一思潮的集大成者，而酒在苏轼的思想形成和三教合一的过程中，发挥了步可替代的兴发作用。
苏轼是史上最著名的酒食专家之一，用现在的时髦话讲，是一位地道的饭醉达人。后人习惯将李白和苏轼并驾齐观，因为两位在诗酒领域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致，不仅创作了大量的饮酒诗文，而且流传下来许多与酒有关的逸闻趣事。
不过，苏轼在酒趣、酒德，以及演绎的酒道，与李白迥然不同。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可以一饮三百杯，可以斗酒十千恣欢虐。虽然苏轼也有接近李白豪放的一面，但苏轼的酒道，更像是一位润物细无声的酣客，虽然少了疏狂不羁的洒脱，但怡然自得，毫不拘谨。
酒博士万伟成先生将苏轼的饮酒状态定义为“量小而兴浓”。据说苏轼年轻时的酒量极小，甚至闻酒辄醉。而且他也没有酒胆，向以“畏酒人”自居。所以他的饮酒体验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别人喝酒他闻酒味儿，一个是看别人的醉态，就当自己也醉了。后来出仕为官，频繁的应酬，以及别人精心布置的各种饭局，逼不得已，才略略练就一点酒量。
这些在苏轼的诗文中可以找到大量的力证。《题子明诗后》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此时，苏轼已经五十岁。而在《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自序》中，他的畏酒情绪已经不复存在：“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 到了六十岁光景，他给表兄程正辅写信说：“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终日把盏，积计不过五银盏耳”。此时酒量又略有增长。
从害怕喝酒，到主动练习饮酒，再到可以喝一点，苏轼的酒量增速缓慢，但苏轼的饮酒趣味却骤然见长，而且自鸣得意。在《书东皋子传后》中，他说：“与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人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也就是说，论酒量，他是最小的，但论酒趣，他则是最浓的。
苏轼所谓的酒趣，不是指酒瘾。苏轼自己也不是一个十足的酒腻子，更不是李白式的酒疯子。苏轼的酒趣，融入了社会思潮的变化，间接反映了其三教合一的文化性格，讲究“意气”、“天全”、“禅修”、“半酣”和“适意”，同时也兼顾养生的诉求。
儒生意气酹江月
于所有文人士大夫的经历相似，少年的苏轼踌躇满志地希望建功立业，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时，往往带有浓郁的疏狂色彩。而后，残酷的现实总让他们历尽坎坷，甚至折戟沉沙，心灰意冷，然后死灰复燃。沧桑岁月的生活阅历不断累加，他们逐渐勘破红尘，意气阑珊，归于平淡简约的隐逸世界，但昂扬的少年意气却如一粒顽强的种子，虽然深深地掩埋心底，却难以磨灭，常常成为其沧海一笑的创作动力和诗酒魂魄。我们权且称之为“功名情结”。
正如苏轼一首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或尚友古人，或指点江山，或抚今追昔，在苏轼的饮酒世界中，“功名情结”是其永恒的主题。
而另一首被称作苏轼转型词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上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在词中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狂野的进取之心。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苏轼的此类作品多数是两个艺术形象并存，一个是老翁，一个是酣客。老翁的形象，隐晦地表达了诗人对于进取功名的渴望在残酷现实中的曲折与无奈。酣客的形象，则成为其权且恣意汪洋的心灵自留地。
身为当朝名士和文坛领袖，苏轼的仕宦生活多半在颠沛和流放中度过。前半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积极进取博得功名。而当他发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水调歌头》）的兴叹时，诗人仿佛幡然醒悟，转而意兴阑珊，专心修葺自己小宇宙里丰富而细腻的壶中乾坤。
道家源宗说“坐忘”
苏轼少年时曾师从眉山道士张易简，潜修《庄子》，至晚年，复皈老庄哲学。在苏轼的坎坷一生中，老庄哲学一直是其守护心灵净土的强力卫士。而酒入老庄，老庄论酒，则成为东坡酒韵的第一道特色风景。
“醉笔得天全，宛宛天投蜺。”（《试笔》）苏轼的诗酒境界，已经不是简单地以酒入诗，而是将诗歌、艺术、哲学、美学和饮酒融会贯通，开创了中国艺术史上文化诗学和文化书法的双重领地。
苏轼在《超然台记》说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追求精神上的“安而乐”和灵魂上的独立自由，这是历代士大夫和文人墨客在苦逼的现实生活中赖以自我慰藉的境界，而苏轼则将酒后感悟的齐物论作为主要的武器，构筑和守护他的心灵净土。
“闲里清游借隙光，醉时真境发天藏”（《山光寺送客回次芝上人韵》），在苏轼现存的诗文中，“天真”、“真境”、“坐忘”等老庄哲学的词汇，经常被形容于饮酒而获得的精神自由的状态。“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坠车终无伤，庄叟不吾欺。”（《和陶饮酒二十首之十二》）苏轼直接引用《庄子》“醉者神全”的原典，表达自己超然世俗，寻求内心本真和精神解放的愿望。但这种状态略带逃避的嫌疑，而在《醉白堂记》中，饮酒则成了他梦想照进现实的有效熔剂：“方其寓型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
苏轼所谓的“坐忘”境界，与《庄子》一脉相承，以“吾丧我”为前提，实现从物我合一的“实”到物我两忘的“虚”的转变，升华到天真自然的“天全”境界。所以，苏轼的饮酒已经超越了体道的目的，而朝着达道的方向推进。正如其《浊醪有妙理赋》中所说：“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凝神。浑盎盎以无声，始从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酷爱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犹嫌白老，不颂德而言功。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
酒到酣处恰禅修
道家的“坐忘”与禅学的思想相同。道家讲究“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人们总要借助一定的工具和手段，而当目的实现的那一刻，又必须舍弃掉工具和手段，否则不可能达到目的。筌，是一种捕鱼的工具。捕鱼需要用筌，当用筌捉到鱼时，又必须要舍弃筌，才能拿到鱼。语言，是人类表达意志的手段，当受者通过语言了解讲者意志之后，就必须忘记语言本身，否则就容易断章取义，误入歧途。禅宗所言的“舍筏登岸”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到河的对岸去，必须要乘坐竹筏。到了河对岸，必须从筏上走下来，才算走到对岸。
禅学与道家思想的相通之处，不仅上述一例。而从道家启蒙的苏轼，对禅宗的痴迷程度，就像是一个禅宗的超级发烧友。他一生中或游历，或谪居，所到之处，遍访名山，结交禅师成为他必修的功课。
在杭州任职期间，苏轼写了一首偈语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孤芳自赏半天，然后让学童呈给对面金山寺的佛印禅师。佛印看后随手书批了“放屁”二字，叫书童带回去。苏轼一看书批，顿时勃然大怒，气汹汹过江找佛印理论。佛印答道：“既已八风吹不动，怎会一屁打过江？”所谓八风，是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等八种世间扰人心智的俗风。苏轼自诩能够经得住世间八风，岂料佛印一个“放屁”就让苏轼坐不住。此时，两人顿时哈哈大笑。
此类机锋，在苏轼的一生中很常见，而且多数以苏轼自愧而告终。虽然专业水准有限，但以禅趣下酒，也是苏轼的一大发明。在北宋时期，受南禅修为方式的影响，“饮酒食肉不碍菩提”已经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这位苏轼等文人把饮酒和参禅的体验打通，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氛围。
苏轼就经常用参禅的体验来形容酒后的心境，从而把饮酒体验提升到哲学和宗教的层面。例如“醍醐与酒同一卮，请君更问文殊师。”（《偶与客饮》）“酒清不醉休休暖，睡稳如禅息息习。”《沐浴启圣僧舍与赵德麟邂逅》等等。
禅宗提倡“本心即佛”，忽略外界的影响而强调内心的修为。苏轼在饮酒的过程中追求心灵旷达和精神自由。无形中，二者在苏轼的诗酒境界中奇妙地粘连在一起。“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优乐本来空”（《薄薄酒二首》），为了追求精神的解放，就连饮酒的过程也可以忽略和否定。
但苏轼又并非完全否定饮酒过程对于精神愉悦的作用。在《和陶饮酒二十首》中，他多处提到对于酣适和旷达的关系的理解。例如“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之十三）再如“是身如虚空，谁受誉与毁？得酒未举杯，丧我故忘尔。”（之十六）
酒到半酣余味长
从建安风骨、魏晋风流到盛唐气象，纵酒放歌长期占据着我国酒文化的意识主流。而到了苏轼，文脉虽然贯通如一，但酒道的方向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不再讲求醉狂和滥饮，而是要“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湖上夜归》），讲求适意的愉悦体验，注重养生的功用。这一点，与当代白酒泰斗沈怡方先生倡导的健康饮酒、文明饮酒的理念高度一致。
他明确反对过量饮酒，多次批判魏晋和盛唐的狂饮风气。例如《谢苏自之惠酒》：“高士例须怜曲蘖，此语常闻退之说。我今有说殆不然，曲蘖未必高士怜。醉着坠车庄生言，全酒未若全于天。达人本是不亏缺，何暇更求全处全？景山沉迷阮籍傲，毕卓盗窃刘伶颠。贪狂嗜怪无足取，世俗喜异矜其贤。杜陵诗客尤可笑，罗列八子参群仙。流诞露顶置不说，为问底处能逃禅？我今不饮非不饮，心月皎皎常孤圆。”
“高士例须怜曲蘖”，语出韩愈的《赠崔立之评事》：“高士例须怜曲蘖，丈夫终莫生畦畛。”同样是美食家，同样喜欢以酒会友，但苏轼对韩愈的饮酒观念极为鲜明地提出质疑。而且诗中还对后人津津乐道的“竹林七贤”和“饮中八仙”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判，称其为“贪狂嗜怪”。
苏轼这一饮酒理念的形成，大致因为四个方面的影响。首先，苏轼天生酒量小，不具有狂饮的身体条件；其次，北宋人饮酒，普遍崇尚浅斟低唱，社会风气使然；再次，在饮酒体验的过程中，苏轼完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融合过程，同时又超越三教，追求宁静淡泊、闲适无欲的生活；第四，与他晚年喜欢陶渊明的诗直接相关。
苏轼晚年对于陶诗的喜欢，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但即使一向推崇陶渊明，他也不肯放过对其饮酒失当的批评。例如《和顿教授见寄用除夜韵》：“我笑陶渊明，种秫二顷半。妇言既不用，还有责子叹，无弦则无琴，何必劳抚玩？我笑刘伯伦，醉发蓬茅散。二豪苦不纳，独以锸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陶渊明抚空琴，向来被视为一件雅事，但在苏轼看来，完全多此一举。而对于陶渊明“我醉欲眠卿且去”的天真自然，苏轼也耻笑说：“君且归休我欲眠，人言此语出天然。醉中对客眠何害？须信陶潜未若贤。”（《李行中醉眠亭三首》）
苏轼的饮酒，完全是其追求哲学之道的途径和工具。在他的诗酒世界，儒家的实用主义、道家的天真自然，释家的心斋坐忘，以及相关的美学思想，全部融入到半酣和适意的饮酒理念之中。所以，他所推崇的饮酒理念，既包含了旷达自然的心境、超然物外的智慧，同时也明确提出了正确的科学饮酒、文明饮酒的生活指南——半酣。
不仅饮酒文化，苏轼还是一位酿酒的发烧友，不管外放做官，还是迁居，经常会带上一大堆酿酒所需的原料和工具。而且，他还搜集整理了大量记述酿酒技艺的文献。其中最著有的就是《东坡酒经》。概述十分系统地讲述了制曲、原料、工序、以及酒体风味的鉴别等，在我国酿造科技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在《书东皋子传后》中，他自称：“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他不仅喜欢酿酒，而且书生本色，喜欢进行各种研究和总结。据不完全统计，他自己酿过的酒，有蜜酒、松醪酒、真一酒、洞庭春色、罗浮春、万家春、天门冬酒、桂酒等。
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饮酒先达，他已经从单方面的消费体验，延伸到对酿酒技艺的浓厚兴趣。所以，在我国酒文化史上，苏轼虽然不及李白雄奇伟岸，但光彩之炫目无出其右。而其饮酒的审美思想和力行示范，则是我们现代社会消费文化创新和品牌市场竞争的双重背景下，最值得研究的宝贵文化遗产。
